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我和儿子

作者:【中国人物纪实】 【6,729】字 目 录

小.这样在门口听起来好像屋里有人在交谈;最后,我还在门上做了个记号……

夏日雨后的夜晚,整个马路都是濕涟涌的,路上的积水映着远处的路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腻腻的味道。街上的人很少,我背着背囊,领着儿子,在街上匆匆走着……

儿子非常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不时地用脚把路上的积水踩得“啪啪”作响,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去哪里,一直不停地间我,“爸爸,我们去哪里?

我对儿子笑着说:“爸爸领你回家。这时候,我所能够信赖的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是,我的儿子哪里知道,爸爸领他去逃亡!逃脱那可怕的隂谋,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一年雨水很大,回家路上许多铁路都被雨水冲坏了,火车不得不半途改线绕行。由于修铁路,列车在内蒙古的一个小站上停了整整一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歌舞厅,不时随风送来一阵阵音乐,天边已是夕阳西下,我和儿子仍在月台上玩着。我让他的两只脚踩在我的脚上,一步一步地挪着,我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低着头看着他,嘴里唱着《音乐之声》里的揷曲,“哆是一只小母鹿,来是一束阳光……”接下来又是《孤独的牧羊人》,又是《大篷车》……所有我能想起的,半生不熟的歌,只要是欢快的节奏,都会从我嘴里飘出来。我和儿子在月台上玩了好长时间,那一天的晚霞好美好美……

那回,儿子终于又疯起来了,在我的歌声伴奏下,他在月台上扭着小屁股,乐得不得了。看着他那快活的样子,我的心里呀……也就在这一刻,好像获得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人类最普通最久远的情感第一次这样强烈地被我感受到了——在我带着儿子逃避威胁的路上。这种情感的意识虽然这样晚才出现,可是我清楚,它是那样强烈,似乎胜过了我一直认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尽管我的儿子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为了他,我会不惜一切!即使在日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经常听到朋友的劝告。我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真的有人想在我儿子的身上打主意的话,代价是千百倍的,这决不是一句吓人的活。这种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并没有被人类的文化冲淡多少,而这种本能的疯狂我保持得比别人更多。

把儿子送回家,交给了我哥哥和弟弟,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相信,我的兄弟们会比爱护他们自己的孩子还要甚地照顾我的儿子,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比我能战斗。这种家族的百折不挠、殊死搏斗的秉性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一族人,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像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勇者,又匆忙赶回北京。

回到厂住宅区,已是深夜。我格外留心地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楼上透过窗帘,屋里的灯依然亮着。但是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发现……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怎么不响了?走廊的灯亮着,不可能是停电,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门上做的记号还在,这说明没有人打开过这扇门,难道有人从凉台爬到屋里?难道是收音机烧坏了?答案只有这一个。我不免警觉起来,真要是有人进来,绝不是我的朋友,我在门外做好了准备……

我把走廊里的灯关掉,门无声无息地被我打开了,一股暖濕气扑了过来……不对!门窗一定被打开了,要不然屋里的空气应该是凉的,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做好准备,以对付那最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毫无声息地推开了里屋的门,一股暖风吹了过来,毫无疑问,有人打开了阳台的门、我轻轻地蹲下来,一只手准备着,另一只手拉开了灯,阳台门上的玻璃被卸掉了,风是从那里吹进来的。可是……屋里没有人!

现在只剩下北屋了,我蹲下身。用一只脚猛地把北屋门蹬开,屋里还是没有人,不过收音机的揷销已经被人拔了下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翻过身才发现茶几上有一张便条,“陈国军,因为你屋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你的邻居告诉我们后,我们怕你出事,故打开阳台门查看,希望你能理解,回来后请速和我们联系厂保卫科“。

原来,由于我房里的收音机昼夜不停,所以,我的那些好邻居们担心我发生意外……

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好意,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的妹妹打来的电话。从她支支吾吾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怎么?妹妹和妹夫吵架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自己的親妹妹总还是要管的。我让妹妹找妹夫接电话,想跟他谈一谈。可是,妹夫也是支支吾吾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经过再三追问,他们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匿名电话,说是香港黑社会打来的,他们拿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作要挟,其目的就是迫使我妹妹和妹夫劝我尽快离婚,因为他们受人钱财总要替人办事。

自然,我也能猜出来这电活是谁打的、因为对方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明确了。如果这电话真是黑社会打来的,能出钱找黑社会逼我赶快离婚的还能有谁?

后来在那个律师写的书上,说刘晓庆曾经资助过我妹妹出国。哼!真是滑稽!我妹妹凭她自己的学识、能力和运气出的国,又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丈夫,有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这一切和你刘晓庆又有什么关系?刘晓庆所给她的,不过是当别人谈论其风流韵事的时候她无法摆脱掉的尴尬罢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这个小妹妹,从小就很招人喜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等我发了财,要给她买好多的首饰,让她开心,让她快活。可是,我一直没有发财,到后来,连我上夜大学的学费还是我妹妹提供的。

我娶了这样一个媳婦,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些什么呀!我兄弟们一点点进步,都会被别人描述成受到了刘晓庆的资助;他们所有人的成功都被刘晓庆的暗影笼罩着,甚至为此遭人白眼。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不会知道这些事了。要是我那可怜的媽媽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她该多难过!要是我那性格刚烈的父親知道了这些事,更不知要被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连我的手足也跟我一起承受耻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八月亡日下午,厂法律顾问陈某某通知我到厂里参加一个四方会议。

我所理解的四方会议就是我、厂里、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所以也没怎么重视,那一大天气很热,因为我准备会后去游泳,所以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褲和一件跨栏背心就去了。

到了厂委会门口,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头。门外停着一辆天津大发和一辆伏尔加,从司机注视我的目光里,我感觉有些异样。

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五方会议,我、厂里、刘晓庆、刘晓庆的律师,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参加聆听。法院的人除了法官、书记以外,还有法警;刘晓庆的人除了律师以外,还有一些人坐在后面,我也没太注意。

那次所谓的法院诉讼保全和送达行为被某人在自己的书里胡诌八扯,颠倒黑白地记了个大概。过了很多年,当我看到这篇“瞎话”之后,突然想起了非常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去苏州的列车上,卧铺同格的有一位自称是青艺的演员,在那里大谈特谈陈国军。当时陈国军和刘晓庆的离婚案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好像关心的人还不少。在座的就有几个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你见过陈国军吗?

“见过。

“他长得什么样?

“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一身旧军装、脚蹬一双高筒的大马靴,背着一个书包——嗅,书包就是过去部队的那种,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一一一书包里装着两把菜刀。每天到我们青艺去,找姜某拼命。

“那……他什么模样?”

“哦,一脸落腮胡子。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太没文化了。”

他的描述绘声绘色,而且还不乏细节,让人不得不信。

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动也没动,由着那些人议论纷纷。那些议论里有的可怜女人,也有的为男人抱不平,说什么的都有。

听了一会议论,我站了起来,过去拍了拍那个“青艺演员”的肩膀,“我跟你说几句话。”

在车厢的连接处,我问他:“你认识陈国军吗?”

“当然认识。”

“哦……我是北影的。”

他听说我是北影的,自然很客气,连忙掏出烟来让我抽。我谢绝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工作证,说:“这是我的工作证,上面还有照片,你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迟疑地拿过了我的证件。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脸上僵硬的表情。

所以日后看到刘晓庆的律师写的那篇东西,我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只不过,我看到的仅仅是像那个“青艺演员”一样的胡说,却没有机会看到他被揭穿之后的不自在。

那天,法院的法官王范武先生送达了刘晓庆的离婚请求,又宣布同时执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当刘晓庆的父母把我的家全搬走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了我这个法律名词,它是指在离婚双方怕财产流失,不利于法律分割的时候,由法院出面,对家庭财产进行冻结和登记。

当时朋友们说,刘晓庆的父母不在北京,北京的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在你和刘晓庆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的财产搬走了,侵犯了你们的权益,你应该要求诉讼保全。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对方是我的岳父岳母,而且我也不忍心把老人叫到北京来打这场诉讼保全的官司。

可是如今,我的一念之差使刘晓庆顺利地完成了她的财产转移三部曲:第一步,她找来小姚把我的家搬空;第二步,她利用我的善良把我手里唯一的一张存折(这也是我和刘晓庆最说不清楚的财产)上的钱全提走了:第三步,她借着第二次起诉离婚要求诉讼保全,这次,她还是借助法律的力量完成了她第三次财产的占有和分割。

不能不说,这个女人相当有心计,相当厉害。她三番五次利用我的善良和仗义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

我的态度确实不好。“什么,你要诉讼保全?家不是都让你搬光了吗?你还保全什么?”

我没有想到,真是没有想到,她居然还要保全很多。凡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部保全了,而保全之外的东西基本已不剩什么了。

哼!我都没有要求保全财产,你反倒要求了,你可真行呀!

“我反对。”我跟法官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但法官还是坚持。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法院还有:个合议庭,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且,我心里明白,刘晓庆第一次起诉时搞到的那张纸条还在起作用。

其实,如果我当时转身就走,他们也没有办法进行诉讼保全,因为诉讼保全必须两人都在场。可是,陈某某一直劝我:“事已至此,保全就保全吧!”我这个人一向不想让朋友为难,只好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北影的住所。本来刘晓庆的律师还要来,我坚持说不可以,他才独自留在了主楼。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还坚持着:“我可以参加诉讼保全,但钥匙我不交,随你们便。”

于是,法警把门端开了,因为他代表法律。

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探出头来,当他们发现了我和法官以后,又都关上了门。

他们一样样地进行财产核对。我在一边拍了两张照片。尽管法院的人阻止我,但这是我的家,也不是你们法庭,照片我依然留着。

刘晓庆低着头,把她认为该拿的东西统统拿走了。奖杯(这本来就是她的,即使她不来拿我也要给她,省得占地方)、录像带(包括我的工作带),最后,她甚至贪婪地指着书柜上的书,也要一起拿走。

这下,连法官对她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不得不提醒她:“你除了要求诉讼保全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能拿走,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我这时也提醒了她一句:“冰箱里还有一匝多挂面,那边书架上还有三十多元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看,是不是也要拿走?”

不知法警没有听出我的挖苦,还是他别有用心,居然真的过去把冰箱打开了,里面果然只有一匝半挂面和半瓶豆腐rǔ。关上冰箱门,法警看着我笑了。我想,这是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友善的笑。他可能也为刚才端门的那一下感到不妥,对我解释了一句,“我们是执行公务。”

再没什么可拿的了,满满的装了两大箱。陈某某一直在安抚我,告诉我:“明天会有人来给你修门,厂里派人来。”

哼,我的家。被我的妻子带着人破门而入,而且一切还是合法的。真是“猪八戒吃西瓜一一一倒打一耙”。

在中国、一贯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所以在人们心里,法院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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