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日要来时，我都出去为自己买些东西，结果总是她也买来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是她没注意到蓝色魔力棒下的血迹，她把衣服拿回，把239美元全部还给我，我非常感激。
在那之后的一些天里，我通过电话和那对夫婦协商。那位太太感到很可怕。她说这是她的错，她原计划是要给四个沙发上油料的，但是一直忙于教堂的事，还没来得及管它，每个沙发值1200美元。最后我们同意共同分担这笔钱。我付给她们现金，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交易的迹象，我一个人开车过去，当她来到门口时，她戴着一条项链，头发扎成髻，像是趴在肩膀上一只睡觉的猫。
“我为此感到很难过。”她说。
“没什么，”我跟她说，“我妻子只是买它来洗东西的。这是我的错。”我飞快地想问她是否还想要一个她非常想有的孩子，一旦他或她还想要，他们就不会为她的白沙发感到心痛了。我在门口向她身后看过去，房子空蕩蕩的、我想象着这些房子里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种没有声音的宁静始终在那儿，永不会改变。我想象着深夜，经过一天的等待人们给他们打电话，回复着她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她是怎样倾听着安静的地板上她自己的脚步声，我想在这种可怕寂静中她会疯的。我想知道在她成为这里的主人之前是否有别的家庭在这里住过了很多年，是否他们的残迹会不时地折磨着她。我确信要我赔偿沙发的损失是她丈夫的主意，像我一样，他也被钱吓坏了。我告诉她我很抱歉。“是的。”她伤心地说。我转过身回到车里，希望她叫住我，问我是否还想谈一谈对那个孩子的安排。但是她没有，当我回头看时，前门已经关了。回家了，连续几天我都在想着她屈膝跪在金属教堂的里面，祈祷著有机会做一位母親，每天早晨检查着报纸，看看她的广告是否被登载了。我做梦也想到她，都是同一个梦，她召唤我的名字，我一次又一次对她做爱直到她怀孕。麻烦都来自她丈夫，她不能同另外一个男人性交。她在一个宗教艺术品装饰的屋子里对我做爱，床头桌上放着巴黎石膏做的祈祷的手，床上方挂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一个钟表上有十二个信徒站在每一个数字上。按照她牧师的建议，她假装我是她的丈夫。
像那些小的偎依着的俄国小娃娃一样，这个梦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内容，第一次在我生命中我不能入睡了。这样一周后，我去医生那里，他给我开了安眠葯。这些葯片很好使，把我送入没有结束的休息之中，我开始每天中午也服用。当吉灵根岛的主题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又昏昏慾睡了，直到晚饭时。我非常渴望这些葯片提供给我睡眠。一天晚上我为爱琳的前牙变歪曲的事而焦虑，我服了5片葯，希望能睡过晚上和明天。服葯后一个小时，我正和科伦坐在沙发上。她站起来去了另一间屋子，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告诉我，如果我再不睡觉的话，我会倒在地板上。一次，我直直地躺在房间里，天晕地旋，我能听见科伦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怎么了。最后我让她打开灯，她打开了，我看见一个手电筒，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伸手，摇着她的胳膊。“叫救护车，”我说，“但是告诉他们不要响警报器。”
整个时间他们在忙乱着，我不断地告诉他们安静点，以免惊醒孩子。铁制的担架上的绞链大声地撞击着，我看到卡勒站在小床上注视着他们把我从她房间里抬走的那个可怕的一幕。
我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和那些想自杀而大量服葯的人在一起。早晨我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角落里看电视，电视固定在墙上。谈话节目的女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些胖婦人，她们嫁给了那些男人，这些男人控告她们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变成了母牛。
我尽快地离开那里。科伦让她媽媽照看孩子，这样她可以親自来接我。当我打电话给她，让她定下时间并在车后带上棒球拍和球。
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告诉她我已经给医生打电话了，他等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忘记让我在发售表格上签字了。”我对科伦说。
“你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噢，当然。你把棒球拍和球放在车后了吗？”
她点点头。今天你要去小联盟运动场吗？”
我意识到，如果我告诉她我今天不想见孩子，我想做的就是在场地上打球，那么这会吓到她或者证实了她所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告诉了她，她声音的忧虑使我再一次相信我仍然很了解她，足够能预测到她的某种反应。
“有信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想今天做什么特别的事吗？”
“为什么？”
“今天是你生日。”她说。
我这一天是在棒球场度过的。我希望见到那位商人，因为想让他告诉我当他失去控制时所做过的最疯狂的事。相反我在场地中心睡了3个小时，一阵暴风雨使我醒来，我知道科伦会来接我的，所以我沿着回去的路走着。当我走到一半时，我忽然有一种愿望在今天结束前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提供健康保险的工作，以防我垮了，到了不能下床的地步，她们能有一个保障。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商储超市。我走到服务台问一个穿着打褶的褲子、扎着领带的年轻人是否他们需要扛行李的人。“我从事教学工作，正在休假，”我撒谎，“我想每周在这里工作几小时会很有趣。”
他在我面前的柜台上放了一张申请表，然后我开始疯狂地看着，尽力想找到关于讲保险利益的那一部分。
“这样，你在哪儿教书？”我听他问。这马上又触动了我。我的上帝，他要给科尔格特大学打电话。现在行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人都从暑假中回来了，我在这里做搬运工的消息会四处传开，这将会让教务主任不再推荐我了。
“嗯。”我张口结舌了——我又想撒谎，这时我记起我戴的帽子上前面写有“科尔格特足球”的字样，我死定了。
或者这样写着“红色舰队足球？”或许。如果不摘下帽子看看前面我也不敢确定，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太明显了，在大学里卡片游戏的最后阶段我想我也有过这种情况。那时我始终玩着一种愚蠢的游戏——印第安扑克。我想是这样叫——你从桌子上拿一张牌，不要看它，把它放在你的前额，让大家看你赌它是什么。我感觉腿有点麻木了。我想问那个年轻人在获得医疗利益之前有多少袋子商品要搬到停车场。他耐心地等着，我徒劳地临场发挥着。最后，我拿起那个申请表告诉他，那实际上是为我的大女儿要的。
当八月的最后的日子开始变凉时，我又有一种强烈地想回到大学校园的冲动。它感觉像一个开始、一个允诺、一个希望的开始。一天晚上，我正在看晚间新闻，足球运动员正在缅因大学做赛前训练，那里我曾经教过书。我有点发烧了。第二天早晨我开车去了校园，我看见那组队员在训练，然后我走过所有的建筑物，走过每一个我上过课的教室。
当我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垂着头像一个争取冠军而被打败的人一样。科伦下楼来告诉我不会再有一个孩子了。起先我以为我听错了。而后我很奇怪，再后来我的解脱大于了我的惊奇，那以后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我都把头转开。我让她想起她母親的故事：如何三次流产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最后她去了圣约翰教区长的修女处，让她们保佑她的孩子，那以后在六年的时间里有了五个孩子，我想让她因此笑起来。
我冲她笑，但她看起来很悲伤，我心里很有愧。我想象着她穿着睡袍，坐在冰凉的盥洗室的凳子上，而我本应该蹲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而现在却在千里之遥。我想起孩子们半夜里醒来惊讶地发现她们的母親哭了。我想拥抱她，但感觉我不配那样做。
我告诉她我很抱歉。
“为什么你去。”她问。
开始我不明白。“哪儿？”我问。
“去大学。”她说。
我看着她，时间很长，看得出她想知道是否我会告诉她大学里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我是为此去看看的，这样她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摇摇头——没有，然后看着她走开了。我感到迷茫，就像是刚从音乐会中出来进入到曾经有光亮的无边的黑暗之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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