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卡勒出生，她的的确确是个美女。于是我们全都沉浸在新生婴儿带给一个家庭的极乐恍惚状态中，世界上其它的事情不再具有片刻的重要性。她用纯洁和懂事的眼睛望着我们。我就像是某个打瞌睡的海军将领，恍惚中认为，刚刚把他军舰舰尾击裂的鱼雷是一群路过的金枪鱼。我对自己说，做为美国数百万被解雇的人们中的一个，尽管被人忽略、遭受裁员或者仅仅一般性地被剥夺掉了工作，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逆境。“喔喔，四个七岁以下的孩子。”我的一个更加现实的同事对我说，我用自己常备的想法对此做出回答：“我们仍然希望再生一对双胞胎。”
我可以自鸣得意，因为科尔格特大学给我的时间还有一年。我有整个的夏天、秋天和冬天，之后又是另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到那时我将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确信这是一个极易处理的事情。
七月份，我开始变卖我们的房子，就好像它是我们曾经逗留过的一个汽车旅馆。同时我让科伦去劝说我们的孩子，离开他们当前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所小学校和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已经长大了，可以失去这些，而且这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做的事情。爱琳是我们的长女，到9月份就7岁了。我们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当每个人都回家后，科伦到楼上照看其它孩子们上床，我就和爱琳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我向她描述我们以后要居住的城镇是多么多么的美丽，而且我们以后的房子也将是多么多么的大。
“但是，我喜欢这个房子，爸爸。”她伤感地说道。
“噢，是的，我知道你确实如此，宝贝。”我说，“那就只有等着，直到你看到下一个房子啦。”
她稍稍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了？”
“噢，”我随口说道，“我不知道。”
“那么，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你是怎么知道它要比我们现在的房子更舒适呢？”
“因为，”我说道，“爸爸在这里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一份伟大的工作，这个工作完全不像我将要从事的那项工作一样的伟大。”
当时，我已经开始申请新的工作。我必胜地相信，新的工作也是更好的工作。大学教授的工作需求刊登在职业杂志上。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不用像我小时候父親所做的那样，去看人行道上的招聘帮手的启示。到了那年的深秋时节，我的研究领域内一共公布了23个空缺的职位。我把它们全都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围中，尽管我认为其中的三个或四个职位是低于我的标准。
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欢快地渡过了最后一年。就像所有曾经教过小孩子的教师一样，我每时每刻都体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激之情。当和一个学生一起工作时，某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就相信那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曾经清理了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纷繁的航程，因此，当学生的生命正需要一个启示才能通向实现时，于是我们的路径立刻在恰当的时间交叉在一起。这是一种保管方面的事情——就像房屋管理人，她把外衣披在厨房椅子背上时，顺手将花盆中种植的植物挪向了阳光，这也许只是不经意的转动，也许她在做这些事情时心中未做任何考虑，但是这却能够让植物繁荣茂盛。我相信，这就是我仍然联系工作的原因所在。也许这种联系对于我来说总像是在草丛中进行渺茫的探寻，但是，在我呆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月，我将找到稳定和安逸。
丹是一个高大健壮的足球队员，有着比学习更美好的事情来做。在凌晨两点时，他从自助餐厅正后面的大学滑雪斜坡上摔了下来，脑袋撞在了铁制的滑雪电梯支柱上，破碎的像个裂开的西瓜。他并不希望活下来。但是当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之后，他的父親给我打了个电话，并且说丹曾经问起过我的情况，看我是否能够去探望他，而且（这是令人惊诧不已的地方）看我是否能够把理查德·雅兹的小说《革命之路》带过去。这本书我曾经告诉他必须阅读。这是命运，我想。
保罗一天到晚就想着成为一个电影制作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极其厌恶艺术系的教授们，因为他们的推荐信会成为他申请电影研究生院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是我的辅导生。我劝说他不要灰心，而应该申请国内最好的电影学校——加里弗尼亚大学洛杉基分校。我的学生从未被那里录取过。但是我莫明其妙地给这个学生打了电话，并且询问推荐信的情况，然后用两个星期给他写了推荐信，用绝对的认真态度加工了每个段落。在他被录取之后，他的父母进城向我表示感谢。我们一起吃了饭，当时他的父親斜依着桌子，告诉我说科尔格特大学让我离开是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当今世界，”他说，“这样的事情就好像狗眼不识金香玉，狗眼不识金香玉。”
真恰当，我告诉自己说，狗眼不识金香玉。我喜欢这个声音，我喜欢从我口中发出的反抗的话语，我喜欢这种方式。它将我从失去工作的绞架上释放了下来，而且使我感觉到我的同事要比我略逊一筹。可怜的呆板的人们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不一样。我只是路经此地，还要向前走，到一个色彩更加绚丽的地方。
于是我把自己在科尔格特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用于破坏和报复。一天下午的后晌，我停在了系主任办公室前面，向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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