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手套，去敲罗贝尔的门。我没有任何心思出门。
“您不会太冷吧？您需要烧点废纸取取暖吗？”
他把扶手椅往后一挪，朝我微微一笑：“我感觉很好。”
这当然。罗贝尔向来感觉很好。那两年，整天萝卜腌酸菜加芜菁甘蓝，他吃得照样津津有味。他从不感觉到冷：仿佛他凭着瑜珈功体内就能造热能似的，有时我深更半夜才回家，他裹着那床苏格兰毛毯，仍然埋头写作，一见我竟会惊诧地发问：“怎么，到底几点了？”关于他那部新作，他只是含含糊糊跟我说了几句，可我感觉得出他颇为得意。我坐了下来。
“纳迪娜刚刚告诉我一个荒唐的消息。”我说，“她要陪佩隆去葡萄牙。”
他猛地向我抬起双眼：“这不遂你心意？”
“是的。佩隆可不是那种要捡便捡，要扔就可以扔的人，她准会迷上他，而且会迷得离谱儿。”
罗贝尔把手搁在我的手上：“你就不要为纳迪娜犯愁了，首先，要是她能迷上佩隆，那才怪呢。不管怎么说，她很快就会摆脱痛苦的。”
“她总不能一辈子用来摆脱痛苦。”我说道。
罗贝尔哈哈大笑：“真没法子！你女儿像个野小子似地东睡一夜，西睡一夜，总惹你不舒服。可我像她这个年纪时也是这样。”
罗贝尔总是把纳迪娜当男孩子看待。我开口说道：“那可不是一码事；纳迪娜见了男人就抓，换了一个又一个，这是因为她若孤独一人，就觉得不是在生活。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听我说，她害怕孤独，这完全可以理解，迪埃戈的事还就在眼前。”
我摇摇头：“并不只因为迪埃戈。”
“我知道，你认为其中有我们的过错。”他以怀疑的口吻说道，继又一耸肩膀：“她会变的，来日方长，她准会变的。”
“但愿如此。”我紧紧地盯着他，“您知道，要是她有个真正感兴趣的职业，这对她至关重要。那个秘书的位置，就给了她吧，她刚才还跟我提这件事呢，她特别喜欢那个职业。”
“可是，那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罗贝尔说，“整日打信封、整理资料，对像她这样聪慧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坑害了她。”
“她那样会感到自己有所用处，这对她无疑是个鼓励。”我说。
“她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她得继续求学。”
“眼下，她需要有所作为，她也许会是个优秀的秘书。”我又补充道：“不能对人要求过高。”
对我来说，罗贝尔的要求总是那么令人振奋，可适得其反，最终使纳迪娜丧失了信心。他从不向纳迪娜发号施令，他相信她，耐心地等待；可她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她小小年纪就阅读了一些过分严肃的书籍，尚未成人就过早地加入大人的交谈。后来，她对这种教育方式感到厌倦，首先拿自己出气，现在又处处让罗贝尔失望，以此进行某种报复。罗贝尔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每当他从我的话语中预感到某种责备，他总是这副神态。
“要是你真的认为这对她合适……”他说，“你比我更了解。”
“我真的认为。”
“那么，行吧。”
他轻易地让了步，这说明纳迪娜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他大失所望。只要他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热爱某种东西或从事某项工作，罗贝尔很快就会对它丧失兴趣。“显然，要是能有个职业，她可以因此不依靠我们，这就更好了。”我说。
“可她所需要的并非真正的自立；她是想拿自立当游戏。”罗贝尔冷冷地说。他再也没有兴趣谈论纳迪娜，我自然难以激起他的热情，使他对一个他根本就不赞同的计划提起精神。我不再作声，可他突然气冲冲地说：
“我真不明白佩隆为什么要作这次旅行。”
“他渴望休假。”我说，“对此，我是理解的。我认为他完全有权利去消遣消遣，他做得已经够多了……”我热情地补充了一句。
“他做得比我是多些。”罗贝尔说，“可问题不在此。”他一副蛮横的神态瞅着我：“革命解放联合会要起步，我必须有份报纸。”
“我知道。”我说，继又犹豫不决地补充道：“我在自问……”
“问什么？”
“不知亨利是否会把那份报纸让给您，他对那份报纸是那么珍惜。”
“根本就不是叫他把报纸让给我们。”罗贝尔说。
“那是要让他服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指挥。”
“他本来就是其中一员。采取一个明确的纲领，对他大有好处。一份报纸若无政治纲领，就站不住脚。”
“不要政治纲领，这正是他们的思想。”
“你把这叫作思想！”罗贝尔一耸肩膀。
“超乎于各派之上，坚持抵抗运动精神！”这类无稽之谈，对那个可怜的吕克来说，确能起点作用。呃，抵抗运动精神，这不禁使我想到洛迦诺协约①精神。佩隆不会上当而迷信那骗人的灵动桌②的。我有把握，他最终一定会行动的，只不过需要费点时间等待。
①洛迦诺协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在瑞士洛迦诺签订的公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欧洲的和平”，实际上是英、法企图固定战后德国西部的边境，把德国的侵略矛头推向东方。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废除该公约。
②一种专供迷信的招魂术使用的桌子。
我害怕罗贝尔到时会给自己搞个措手不及。每当他一心要实现某个计划，他往往把别人当作简单的工具。可是那份报纸，亨利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那是他的命根子，他决不会心甘情愿任人强加什么纲领的。
“您为何至今尚未跟他谈？”我问。
“眼下他一心只想着去游逛。”
罗贝尔神色显得如此不悦，我连忙建议道：“想方设法说服他留下。”
为纳迪娜着想，如果亨利放弃这次旅行，正中我的下怀，可为了亨利，我又为此而感到遗憾：他是多么渴望能出去走走。
“你对他很了解！”罗贝尔说，“他要是固执起来，那才叫固执呢！我还是等他回来再说为好。”他把毯子往膝盖上一拉：“可不是要赶你走。”他乐呵呵地说，“可平时你最讨厌迟到……”第二章（四）
我站起身，“您说得有理，我得走了。您真的就不愿意去？”“噢！不！我没有任何慾望去和斯克利亚西纳谈论政治，你嘛，他也许会饶了你。”
“但愿如此。”我说。
在罗贝尔闭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没有他陪伴而独自外出。可今天夜里，当我突然陷身于寒冷与黑暗的包围之中，真后悔，不该接受斯克利亚西纳的邀请。噢！我理解自己，我看到的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对此，我已感到几分厌倦。朋友，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整整四年里我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这给人以温暖。可如今，我们那親密的劲儿已经冷却，散发着无益于人的霉味，我终于抵挡不住新的誘惑，让步了。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一样，绝无心思去谈论政治。一跨入里茨酒吧的门厅，我停下了步子，对着一面镜子，细细地审视了自己一番。要做到衣着寒酸却又不失高雅，本该经常注意拾掇拾掇，可是我却宁肯不屑一顾。身穿这件旧大衣，脚套这双木底鞋，我这副模样可真不佳。要是在好朋友的眼里，我无论怎样都还是我。可斯克利亚西纳来自美国，那儿的女人个个都那么喜爱打扮，他准会发现我这双木鞋的。我心里不禁想：“我不该这么随便。”
当然，斯克利亚西纳笑容可掬，不会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吻了吻我的手，这是我讨厌的事情，手比面孔还更躶露，有人那么紧贴着去打量，让我好不别扭。
“您喝点什么？”他问道，“来杯马提尼酒？”
“就喝杯马提尼酒吧。”
酒吧里挤满了美国军官和衣着时髦的女人，热气、烟味和呛人的金酒味很快渗入我的脑袋。我为呆在这里感到乐滋滋的。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春秋。那是一个伟大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泉井喷射的是果汁和冰激凌。我贪婪地向他询问这一切，他很乐意地一一解答，我慢慢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接着，我们到了一家小饭馆用晚餐，我毫无顾忌地把血红的牛肉和奶油白菜往肚子里填。这一次，轮到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提问了：要回答他那一个个过分细致的提问，确实困难。每当我设法重新品尝过去的日子里那天天如此的滋味——在那因宵禁令而门扉紧闭的屋子里弥漫的汤味，以及当罗贝尔开秘密会议迟迟不归的时候，我内心笼罩的那种沉寂——他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思路，他听得十分入神，人们仿佛感到词语在他的心底进行漫长的跋涉。可是，人们说话只能为了他，而不能为了自己。他打听一些实用的情况，诸如怎样设法制作假证件？如何印刷《希望报》？如何散发报纸？他也要求了解总体状况，我们是在怎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我竭力满足他，可难以如愿，我所说的不是比他想象的更糟糕，就是不如他设想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真正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可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烦忧，怎么对他讲述迪埃戈的死呢？那词语太悲怆，我难以启齿，那词语也太无情，他不会往肚子里装。那个过去，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重新经历；然而时过境迁，它竟然渐渐地显出了一种淡淡的温馨。我理解朗贝尔为何在这和平的岁月中产生厌倦，这种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但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当我在小饭馆的门口再次面临那种寒冷与黑暗时，不禁回想起昔日我们是多么骄傲地向它们挑战。可如今，我需要光明，需要温暖，我渴望某种别的东西。斯克利亚西纳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别人大加抨击，我希望他很快改变话题。他愤怒地指责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
“严重的是，”他以谴责的口吻对我说道，“整个国家似乎对此都表示赞同。瞧瞧佩隆和迪布勒伊，他们都是些正派人，可却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这对了解底细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无名的痛苦。”
“罗贝尔可没有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我安慰他说，“他试图创立一个独立运动。”
“他跟我谈过，可他明确表示决不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独立于他们，而又不反对他们！”斯克利亚西纳沮丧地说。
“您总不希望他反共吧，瞧眼下的局势！”我说。
斯克利亚西纳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您读过我的书《红色的天堂》吗？”
“当然。”
“那么，您该有个大致的看法，当我们将欧洲作为礼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之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绝对不可能那样做。”我说。
“事实恰恰如此。”
“不对！必须赢得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倘若左派开始分裂，那就完了。”
“左派！”斯克利亚西纳讥讽地说，继又专横地一挥手：“啊！咱们别谈政治了，我害怕与女人谈论政治。”
“又不是我挑起的。”我说。
“这倒是，”他出人意料地严肃说道，“我请求原谅。”
我们又回到里茨酒吧坐下，斯克利亚西纳要了两杯威士忌。这酒味让我高兴，因为这是一种新味道。斯克利亚西纳的价值就在于我对他还不熟悉。这个夜晚突如其来，因而散发着昔日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芬芳。往昔，夜晚的聚会并不一一雷同，晚会上，常与陌生人相遇，他们说的话往往出人意料，有时还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五年来，在世界上，在法国，在巴黎，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可是就轮不到我的头上。难道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呆在这里真怪。”我说。
“怎么怪？”
“这热气，这威士忌，这声音，这军装……”
斯克利亚西纳环顾四周：“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给我征用了一个房间，因为我是一家法美合办的杂志的记者。”他淡淡一笑，“万幸的是，这里的生活费用马上就要贵得让我无法再呆下去，我将被迫离去。”
“您就不能不落到被迫的地步才走？”
“不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金钱很腐蚀人。”一束喜悦的光芒使他的脸庞变得年轻了：“我一旦有钱，就尽快花掉它。”
“这不是维克多·斯克利亚西纳吗？”一个眼睛十分和蔼的秃顶小老头走到了我们的桌旁。
“是的。”从斯克利亚西纳的双眼我看到了几分怀疑，同时又发现某种希望。
“您认不出我了？自维也纳一别，我老多了。我是马纳斯·哥德曼。我自己许了愿，万一能与您相遇，一定要向您致谢：谢谢您的书。”
“马纳斯·哥德曼！当然认识！”斯克利亚西纳热情地说，“您现在法国生活？”
“自1935年以来一直都在。我在古尔斯集中营呆了一年，后来侥幸逃脱……”他说话的声音比他的目光更加温和，温和得近乎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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