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親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親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親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親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親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親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親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親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親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親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親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親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親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親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親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親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親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親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親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親。”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慾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媽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媽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雞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媽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親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親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親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親面前时，没等我母親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親，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親，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褲，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親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親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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