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驰行。我身上的破毛线衣显得有点热了，但我不敢影响他的真诚仟悔，连动也不敢动。我在公共汽车的摇晃中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耳边听见有人在说话。
“小梁！你不听我说了？”
我一下被他推醒了，一睁开眼睛差一点没喷笑出来，涕泪满面的老桂把下巴颏搁在我的肩膀上。
“老桂，别离我太近，我有肺病。”
“我才不怕哩！一切病菌都传染不上我，一切腐朽思想都能传染我……”
我不敢搭话，一搭话，他准会有一篇更长的检讨。
“我有个美国同学，叫托玛斯·艾略特，可不是一九四八年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现代派诗人托玛斯·艾略特，那个诗人在一九六五年已经死了。我的同学艾略特在美国核物理学界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臭名（他连忙加上”臭名“二字，以示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简化的批判）！他曾经通过基辛格向我国政府提出过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名单。当然，这个名单不是全部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小部分他们认为最知名的。我坏就坏在最知名，否则我会稍稍容易改造一点。最近托马斯·艾略特要来访问中国。他的日程里有一个节目，就是要到桂任中博士的寓所拜望两小时。这就把事情搞紧张了。我桂任中现在哪有寓所呢？我的寓所就是你的寓所，也是大家的寓所。
我们当然对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感到很舒适，很温暖，一个美国佬可不这么看。他们如果看到我住在大草棚里，躺在长长的通铺上睡觉，戳着黄牛屁股满山跑，会污蔑我们，说我们残酷压迫知识分子。我们和他们的苦乐观是不同的，相反的。内外有别，我们不能让敌人钻我们的空子。为此，组织上给了我一所房子，据说是过去一个法国服装商人盖的私宅，五十年代是东欧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文革’开始，修正主义国家的外交官都被赶走了，花园荒了，房顶上长满了草，房间被红卫兵们烧雞吃熏得漆黑，地板烧穿了好几个洞。现在都修好了，这是特别任务，只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就是花园里的花没法恢复。花鸟鱼虫是有闲阶级的臭玩意！早就消灭光了。还是外事部门的同志有办法，从乡下移了一片苜蓿和几十颗青菜。青菜是绿茵茵的，苜蓿已经有点紫红色的小花蕾了。
我可以告诉托马斯：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用于革命，用于生产，同时，也很美观。你应该到我家去看看，还给我配了一个‘佣人’。不过，你也别惊讶，这个‘佣人’的任务只在托马斯来的时候开一次门，给我们煮两杯咖啡，送一次点心；在托马斯走的时候，开一次门，再开一次车门，鞠躬告别就完了。去看看我的房子。不！我说错了，是组织上分配给我居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房子，好吗？“
“好吧！去开开眼，”
我和老桂在市中心长途汽车站下了车，我发现他的腿已经完全好了，不了解他的遭遇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断过腿。老桂兴致勃勃地领着我走上一条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法租界的僻静的街道。他在一个很宽大的花园别墅门前按了一下电铃。这座铁门边的大理石方柱上钉着一块“桂寓”的搪瓷牌子。这个小小的牌子和我国现行制度和普遍的观念是直接冲突着的。只有为了拍旧时代生活的电影才有可能，而且现在又不拍电影。我惊奇得眼睛珠子部快要从睁得过大的眼眶里掉出来了。一个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找出的旧时代西崽穿的黑制服的粗壮男子拉开铁门，我猜想他就是老桂的“佣人”。这个“佣人”瞪了老桂一眼：“怎么才来？几点了？”，老桂吓得一哆嗦，一切兴致都骤然消失了。
“车……车……很难……难搭，你不信，可……可以……问……问他。”
“他是谁？”
“我们农场的同志，小……小梁。”
“等你早一点回来排练，你老是不回来，就为这一点东西还要跑一趟农场？！臭知识分子，媽的，事儿真多！”
排练？我心里暗暗纳闷，难道老桂要登台演出吗？
“我检讨，我检讨……”老桂连连弯腰到地。“排练的事儿容易，一会儿就能学会。”
“一会儿是多长时间，我还他媽的要到幼儿园去接孩子哩！”
“现在就开始，你别忙！”
“还别忙，再别忙就天黑了。”
“这就开始，小梁！你来得正好。你就演托玛斯·艾略特。好吗？”他把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偷偷放在栽着青菜的地上。
“我演托玛斯？我不会呀！”
“没几句台词，你先退到门外去。”
我被他推出门外，门上了锁。
“小梁，按电铃！”
我遵命按响了电铃。我从来没按过电铃，觉得很惬意。一个指头轻轻一按，立即就会有铃声，多有趣呀！我想多验证一下我的手指的魅力，至少有十秒钟没有松开按钮。
那个老桂的“佣人”拉开门冲着我大吼着说：“你他媽的是怎么了？按坏了你赔得起？即使你赔得起，谁来装？美国鬼子三天以后就来了，还来得及吗？！”
我象弄坏了玩具的孩子似地看看那根闯了祸的手指头，试着又按了很短的一下，铃也只响了很短的一声，用以回答这个凶狠的“佣人”，我并没按坏。
老桂连忙低声下气地说：“年轻人，毛手毛脚的，重来，重来！”。
“佣人”狠狠地关上铁门。老桂隔着门对我说：“小梁，看着表，最好在三秒之内，开始！”
我看着表按了三秒。
“佣人”挂着脸打开门。老桂提示说：“微微地弯腰，鞠躬，伸出右手，让客：先生！您？小梁，告诉他：我是托玛斯·艾略特，从美国来，想看望我的老朋友桂任中先生。”
“佣人”的腰直挺挺地，仇视地看着我：“先生，您……？”
“我是托玛斯·艾略特，从美国来，想看望我的老朋友桂任中先生。”
老桂提示说：“请，先生，桂先生正在恭候您……”
“佣人”学着他的样子，但是气呼呼地说：“请，先生，桂先生正在恭候您……”
“托玛斯·艾略特先生驾到！”
“很好！很好！”老桂小心地对“佣人”说：“最好再温和一点，恭敬一点……”
“还要多温和？还要多恭敬？”“佣人”吼起来。“我他媽的已经够温和、够恭敬的了！”
“好！那就这样吧！”桂任中装着从客厅里走出来和我握手。
“托玛斯！久违了！托玛斯！玛丽好吗？孩子都好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老桂给我编词：“桂！你好吗？琼呢？——不！小梁！不能这么问，这么问我就没法回答了。”
我哭笑不得地说：“我当然可以不提琼，因为我并不是托玛斯。托玛斯完全可能要问到琼，他绝不会按照你编好的台词问话的……”
“是的……”老桂愁得拍打着自己的天灵盖。“他真的要问，我……我也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小梁，来，试试。”
我用带着外国腔调的口音说：“親爱的桂！你好吗？”
“很好！托玛斯，非常好，你看，我不是很好吗！”他装出一副很潇洒的样子，用力摊开双臂，这一摊可就糟了，只听“嚓”的一声，连着袖子的地方绽了线。他连忙说：“不要紧，我会缝。我什么都学会了，这就是劳动改造的好处。托玛斯，你就不会。我想，你是不会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精神贵族其实是最无知的……”
“你！”“佣人”打断他的话。“怎么这么回答问题？这些话能对外宾讲吗？他们正好说我们对他们也要进行批判！你怎么搞的！”
“我说错了！重来，这样吧，到时候袖子没有绽线，我今儿晚上就缝上，缝得牢牢的，用缝被子的蜡线缝，放心！到时候我的动作小些。小梁！来！再来。”
“桂！琼呢？我们的美人儿琼呢？怎么不来见我呀？”
可怜的老桂，泪水夺眶而出，但他真的回避了这个问题。
“托玛斯！老朋友！你还……还是老样子！请进！”他挽着我把我让进客厅。“佣人”退到厨房里“煮咖啡”去了。
客厅是刚刚粉刷过了的，挂着水晶吊灯，大厅一角摆着一架三角钢琴，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彩风景画（是印刷品），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来的。正中凹进去一块的地方有个大理石座子，原来摆的准是一尊雕像，很可能是躶体的。现在摆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泥塑的吴琼花，擎着枪，单脚独立，色彩鲜艳。很豪华的沙发上铺着抽纱背垫，可以看出“红旗宾馆”字样，不用猜就知道家具都是从红旗宾馆借来的。
“桂！你怎么一个人生活？琼呢？”当我在沙发上落座以后，又一次问他。
“你！”老桂忍住眼眶里的泪水。“你！小梁！你别难为我了！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呀！”
“不是我老问这个问题，艾略特先生一坐下就要想到家庭主婦，因为这么大一座楼房只有你一个人，他必然会问这个问题。”
“好吧！问吧！问吧！”
“桂！琼呢？琼在哪儿？怎么不见我？”
“托玛斯！”老桂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真不巧。琼，琼，琼，琼……她还没下班哩！”
“啊！能不能在我离开这个城市之前去她工作的办公室看看她呢？”
“啊！当然，当然，当然不可以呀！”
“为什么？”
“她不在……这个……这个城市。”
“怎么可能呢？你们夫婦要分开在两个城市工作，这太残酷了！你怎么不向当局提出要求呢？要我为你向中国当局说一句话吗？”
“不！这是很小的事，我们都是自愿的……
“自愿的，我不明白，怎么会自愿分居两地哩？你可以告诉我琼居住的城市吗？我可以把我的行程延长一天，陪你去看她，可以吗？”
“不！托玛斯！没有必要……”
“桂！我看得出，你大概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不！没有！托玛斯！”老桂惊慌失措地说。
“有！你瞒着我，琼是不是在受尽了折磨之后离开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个人世间了呢？”
老桂抽咽着、抽咽着……终于象打开闸门的水库一样，嚎啕痛哭起来。
我吓坏了，站起来摇着他。
“老桂！你别这样，你看谁来了！”
“佣人”捧着漆盘子走进客厅。
“怎么了？”
老栓立即停止了哭泣，紧闭的嘴不断地抽搐着。我说：“没什么，我们在徘练，我不小心踩疼了他的脚。”
老桂立即用乎抱起一只脚来，揉着脚尖放心大胆地哭泣起来。
“佣人”把漆盘子里的咖啡杯、碟、糖罐、牛奶罐摆在茶几上。老挂渐渐止住了泪说：“勺，小勺！”
“还要勺？杯子这么小，要勺干什么！臭毛病不少。”
“这是规矩。”
“规矩！”“佣人”忿忿地又回到厨房拿了勺来。
“给客人端咖啡要从他的左边递过去。”老桂诚惶诚恐地告诉“佣人”。
“为什么从左边不从右边？你的美国客人是右派！”
“这……是规矩。”
“你口口声声规矩，规矩，好！咱们可不是在玩真个儿的，玩真个儿的能按资产阶级的规矩办！他媽的！”
“当然！是这样。”老桂头连连称是。
“佣人”好不情愿地又重新端了一次咖啡。
“对，是这样。”
“我下班了，还有事！”“佣人”脱了领口很小的旧制服。“告诉你！晚上你可得在地板上睡，床上那些铺的盖的不许弄脏，那都是从红旗宾馆借来的。”
“行！这地板比农场里的通铺可干净多了。”
“佣人”指着我。
“你不许在这儿过夜。”
“我有住处。”
“不许抽烟。”“佣人”告诫“主人”。
“是！”“主人”恭敬地回答“佣人”。
“会不会用抽水马桶？”
“会。”
“哼！”“佣人”边说边向门外走去。“我知道你会，阶级敌人时刻都在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就是你们失去的天堂，可千万别以为梦想变成了现实！”
“佣人”走出大门，我和老桂听见他带上铁门的响声。
老桂在苦苦地思索着他必需回答的答案。
我默默无语地陷身在沙发里。我对老桂将要在这场布景里表演的戏剧感到十分痛苦和悲哀。他是幸福的，他并没意识到这部即将演出的戏剧对于他有多么残酷，他善于使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负荷变得轻松些，至少是在感觉上轻松些。他总是在整理他遇到的纷乱得象乱麻一样的事情。他往往找不出一根线头，却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因为这是在革命，革命中发生的事都是合理的。革命是把刀，乱麻碰上了刀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吗？
门铃突然响了，吓得老桂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我示意让他坐下，我去帮他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位红光满面、年方三十上下的女郎，出人意外的是她的打扮在当时有点出格。褲子不够宽大，两用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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