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腰身有点细，黑布鞋的跟有点高，我怀疑她脸上稍稍施了点脂粉。她是属于那种还算漂亮、青春即将消逝而又永不衰老的女人，有一种余烟袅袅的美，加上荒草那样一般子满不在乎劲儿。
“我找桂任中教授。”
这称呼就让我大吃一惊，多少年都没听到过这个称呼了。
“你认识他？”
“见了就会认识。”
“那……请吧！”
“你是桂任中教授的什么人？”
“同志，一个农场劳动的同志。”
“啊！”她笑容可掬地说：“请。”
“你请。”我也变得多礼起来。
这位女郎径直走进客厅，把手伸给老桂。
“我想，您就是桂任中教授吧？”
“不敢，我是老桂。”
“认识一下，我叫谢莉，谢谢的谢，茉莉花的莉。”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先让我欣赏一下这座房子，好吗？”她并不等老桂同意就在楼下楼上巡行一遍，每个房间，每个壁橱，卫生间，厨房，一一察看。然后走下楼梯，在老桂面前站定，象骡马市上买牲口那样，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打量一番老桂。掏出一张表格递给老桂。
“我出身城市贫民，现年三十二岁，学历：中学，未婚。这是我的政治审查表，登记得很清楚……”
老桂手足无措地接过那张表，摸遍四个口袋也没把那副老花眼镜摸出来，最后才发现装在褲兜里。他那副眼镜的出身也很可怕——纽约。“文革”一开始，第一场批斗会就摔断了一条腿，加了一根小竹片，用很细的漆包线缠在一起。这好象是个先兆，预示他以后也要断一条腿。他掏出一条脏手绢细细地擦了擦裂了纹的镜片，哈哈气，再擦擦，才戴上。他小声喃喃地念着那张表，非常认真。“姓名，谢莉，是的，是谢谢的谢，茉莉花的莉。性别，女，没错。出生年月，一九四四年六月，是三十二岁。在她出生的时候，抗战还没有胜利。可不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你不可能受日伪的奴化教育。对于一个一两岁的孩子来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世界还是模糊的。解放那年，你才五岁，五岁才有记忆，一有记忆，你头上飘扬的就是五星红旗了。学历，七岁上和平街小学——当然是解放后的小学，十四岁上第六女中——更不用说了。大学没考取——幸好没考取。毛主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革。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正好，进商店里当店员。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明朝李时珍长期上山采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英国的瓦特是工人，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学。看样子你的书读的也不多，从你填的表上可以看得出，很好！受害不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历次政治运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参加过幼儿园的联合演出节目《活捉大老虎》。肃反运动的时候，曾向警察叔叔检举过一个可疑份子，因为他戴着电影上只有特务才戴的墨镜。反右运动的时候，曾揭发过音乐舞蹈老师，她教学生表演《蝴蝶仙子》。在批斗这个右派老师的时候，表现勇敢，声泪俱下地揪过一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右派老师的头发。大跃进时期参加上高炉炼钢队，小组产量最高。
六○年物质生活困难时候，在外国记者面前不失国体，敢于回答：“我们每天都有肉吃！
饿死人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我们中国连一只老鼠也不会饿死！你看，它不是还在跑吗！
那不是吗！就在课桌下面。‘雞蛋里是挑不出骨头的！当外国记者向几个捧着碗喝汤的大肚皮孩子拍照的时候，谢莉冲上前去，夺下他的相机，打开后盖，把胶卷曝了光。事后受到外事部门、公安部门、教育部门的表扬，本来应授予’毛主席的好学生‘称号，考虑到这样的模范事迹不能向外公布，只给谢莉个人发了一个奖状（带镜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親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谢莉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向帝修反猛烈开火！向走资派猛烈开火。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先后参加过东方红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参加过‘反到底’工人造反司令部、‘霸王鞭’兵团、‘换新天’战斗队、‘揭老底’战斗队、‘风雷激’兵团、‘文攻武卫’战斗兵团、‘卫青’写作班、‘千钧棒’战斗兵团、“狂妄者‘战斗队、’慨而慷‘兵因、’大联合‘宣传队……等革命造反组织，历任第五号勤务员、第二号勤务员、作战部长、情报部长、宣传部长、武装供应部长、文艺宣传队长、’四新‘商店革委会委员、主任、工宣队员等职。——太令人崇敬了，谢莉同志！你是个从根子上就红的红人儿！唉！我的经历一打开始就是一片黑！如果人能够重新投胎就好了！小梁！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但我一直在索索发抖，这大概就叫做不寒而栗吧！用一句样板戏的唱词说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老桂对她却肃然起敬，还给她那份表的时候，连连和她握手。
“您……（老桂改用”您“来称呼她了）您到我这儿是……？”
“我是为你来的。”
“为我？”
“是的。马克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你需要帮助……”
“是的，我时刻都记住我是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你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部知道。晚年丧偶，孤独无依，特别是政治上需要帮助。
从你的出身经历上看，在今天社会上属于最软档。“
“是的，是的……”
“来个抄水表的，收电费的，你都不敢和他们对话……”
“是的，是的……”
“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你是资产阶级。”
“是的，是的……”
“来一群孩子在你门前扔着石头，唱‘帝国主义反动派，夹着尾巴逃跑了’，你就不敢赶他们走。”
“是的，我不敢出门……怕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我就敢。”
“是的，您是无产阶级，坚强的……”
“所以，我来和你商议一件事。打开窗户说亮话，你现在已经过了谈情说爱的年纪，再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资产阶级情调早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我的意思是：我来和你结婚，别紧张！听我说！革命的婚姻也要服从大局。你现在孤单一人，住这么大一座花园别墅，外国朋友来看你，一定有很多疑心，问起你的家事来，你很难回答。”
“是的，是的……”
“我如果是你的爱人——在外国朋友面前应该称夫人，坐在你的身边……”她说到做到，立即坐到老桂的身边，老桂吓得马上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目不斜视。“他就没法再问你的前妻的事了！这样，对你有利，对国家有利，对革命有利。如果我是你的夫人，里里外外，我都可以抵挡。谁他媽的敢欺侮我们老头儿，老头儿害怕我不怕，我只要往那儿一站，谁敢放个屁？！我当场会给他塞一根胡萝卜！在这个城市里，不知道我谢某人的恐怕不多！”
老桂情不自禁地耸了一下身子。
“我可以让你考虑十分钟。你可别以为我是想来沾你的便宜，你他媽有什么便宜好沾？一沾一身黑。我这样做是一种牺牲，出于献身精神！桂任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念之差，你要后悔的！“她说着把手搭在老桂的肩上，老桂把惊慌失措的眼睛转向我。
谢莉是何等的机灵，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独立思考！”
老桂的眼睛不敢向我看了。
“让……我……让我想想……”
“可还有四分钟了。”
“我的年龄……比您……大……大多了。”
“我知道。我问你，维系革命婚姻的主要条件是什么？回答！”
“当然是……革命的……理想……”
“这不就结了吗？你没革命理想？你不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修反？你……”
“想！当然想……”
“行了，我的革命的伴侣！”谢莉在老桂的头上拍了一下。她站起身来走出去，拉开大门，向门外喊着：“战友们！搬！”
我和老桂都未曾注意，门口还停着一辆二吨半的小卡车。谢莉一声令下，从小卡车上跳下三条汉子。一条汉子扛着被褥枕头，另外两条汉子空着手，其中之一的衣袋里好象装着一卷厚纸。谢莉雄纠纠气昂昂地把他们带进客厅，随手把水晶吊灯和壁灯全都打开。我这时才发现天已黑了，芸茜一定等得十分着急。
“怎么样，还自带行李，有这样好的媳婦吗？！这太平洋被单，新的。这杭纺被面，新的。这尼龙蚊帐，新的。这绣花枕头，绣的可不是花，绣的是语录。你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看这一只：要警惕出修正主义。你以为睡觉就可以不突出政治了？一样！时刻都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往楼上卧室里搬！”
“他们……”老桂连忙说，“他们不让往床上睡，要我睡地板，怕把宾馆的被褥弄脏了！”
“情况在不断变化。现在，我来了！他们敢吗？床是人睡的！今天，无产阶级就是要睡资产阶级的床，这叫天翻地覆慨而慷！我能睡。我的丈夫就能睡！”
那条扛行李的汉子上楼了，沉重的带钉子的鞋底敲着楼板。
“办手续。”
“办手续？”老桂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象一个被猎人的卡子夹住了手脚的猴子。
“就办？在这儿办？……”
一条汉子掏出整整一本盖有区革命委员会印鉴的结婚证书，另一条汉子掏出一个印泥盒来。
“写！”谢莉口授着。“他叫桂任中。”
“富贵的贵……”
“不！你写错了，桂花的桂。”
那汉子随手把那张写错了的结婚证书撕掉，重新在另一张结婚证上写上桂任中的名字。
“女方？”
“你连我的名字也忘了？混蛋！”谢莉在他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那汉子伸了伸舌头，写上谢莉的名字。
“男女双方盖章。”
谢莉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很大的印章来，另一条汉子帮她盖上印。老桂完全糊涂了，他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了……”
谢莉很爽快地说：“不要紧，按个手印。”
那条汉子抓起老桂的右手食指就往印泥上蘸。可怜的老桂就象杨白劳酒醉后出卖喜儿那样痛苦而迷惘，眼球乱颤。按上了一个小小的、指纹模糊的手印。
谢莉突然抱住老桂的头，在老桂的鼻尖上来了个响亮的親吻。
“革命婚礼，一切从简。把厨房里为外宾预备的啤酒、茅台、白兰地拿来，冰箱里还有酱肉、烧雞、火腿，庆祝一下……”她真是过目不忘。
老桂站起来摆动着双手。
“那可干不得，三天以后外宾就要来了！”
“我知道，”谢莉说，“两个小时的会见，哪能用得了这么多吃的东西，留一瓶酒就足够了。”
三条汉子一齐动手，搬来一箱啤酒，三瓶茅台，两瓶白兰地，一大把刀叉，两只烧雞，两盘火腿，三盘酱肉。在他们动手打瓶盖、撕雞腿的时候，我拍拍老桂的肩膀，轻声说：“我走了。”
“你……？走了？”老桂恐惧地看着我，他怕我走，我走了他该怎么办呢？但我还是站起来了。
“小伙子！”谢莉说，“不喝杯喜酒？”
“谢谢！”我走出门去，老桂跟着我快步走出来，在院子里他把原先放在菜地里的鞋盒捧起来，再用那种只有在大地震以后才能见到的惊恐、迷惑而又恍惚的眼睛看着我，压低嗓门说：“他们该不是哪个戏班子里的戏子吧！跟我在闹着玩儿？……”
我很平静地笑笑，拍拍老桂头的肩。戏班子？戏子，在闹着玩？可偏偏他们不是戏班子，不是戏子，是现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伙一伙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在跟你闹着玩儿。如果是戏班子、戏子，不就好了吗？我什么也没回答，把大口罩往嘴上一套就走入苍茫的暮色之中了，我听见那伙被老桂认为是戏子中的一条汉子正在引吭高唱（准是高举着酒杯）。
“临行喝媽一碗酒……”
老桂抱着从菜地里捧起的那个装有琼的骨灰的鞋盒，站在门口，他的身影逐渐模糊，而后溶入夜色。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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