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领导上的照顾，有工作就好！”我打心眼里高兴，虽然活可能很累，没有什么人事纠纷。实际上，我所领导的就是一个我。放映员在楼上放电影。我在楼下卖票，领座，扫地，互不相干。如果说白天在树林里是一个愉快的梦的话，馆长向我宣布的任命就是一个愉快的可以接受的现实。两个愉快加在一起，真够我兴奋的了。
第二天上午我就搬进了影剧院票房。好在我刚到文化馆只有一天，也没有筹办什么，不需要调一部卡车来运东西。影剧院票房是一个长方形的、约有十平方米的屋子。一进屋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两道数学题。一道是：10÷（10÷5）＝5.一道是10÷7＝1.428.票房里只有卖票的那个小窗口。窗口下有一张三屜桌，贴着后墙有一张单人床。我一进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前任丁经理留下来的痕迹。从床上的破草垫子上留下来的印子可以猜得出他的身长和体重，墙上无数个用香烟蒂拧出的黑点，告诉我他失眠且很能抽烟。
地上到处都有痰迹，说明他咳嗽而且痰多。从满满一抽屜的葯瓶子，可以看出他的毛病是出在肝脏上。左边那个抽屜里全都是他写的检讨和记录，全都是蝇头小楷，大约在一百万字上下。如果能翻一翻，对于他的历史和精神领域的脉络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中间抽屜里装的是影剧票，象征着他把公家的事一直摆在心灵的正中间。那么快和一个死人就办了交接，心里的确有点别扭。可是，只要回忆一下往事也就坦然了。因为当我关进10045号牢房的时候，囚友们曾经告诉过我，不久前关在这个牢房里的三名囚犯都被处决了。据说被处决的人属于横死，横死之后的人就是厉鬼。而病死的人则属于普通鬼之列。厉鬼尚且不怕，岂能怕普通鬼乎？何况人类历史这样悠久，哪一间房屋没死过人，哪一寸土地没埋过死人呢，我甚至连清洗一下的愿望都没有，而且我还利用了他的破草垫。放映员小何曾经做为我的部下和同僚在剧院门口迎接过我。一眼就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清秀的怀才不遇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比这个小城要大一倍的县城，父親还是个科级干部，由于“文化大革命”，学业中断，去年在地区放映技术班结业，领有正式证书和放映员合格执照。在快分配工作的时候，得罪了班主任，把他分配到比他家乡县城小一倍，离北京又远了二百里的小城来了。在这里他是有数的几个技术干部。
除了晚上放两场电影之外，要倒片子，擦拭放映机，调试音响，修理备用零部件，学习技术，整理影片说明书，制作宣传节育幻灯片，而且还往在东街上，来回奔波。……
“忙得焦头烂额，丁经理很了解我。”我当然不是个笨蛋。一听就明白，他这个技术干部是没时间打扫剧院的。您经理自己派自己干吧！我为了使他放心，不挫伤他的积极性，立即明确无误地对他说：“你管好你楼上机房里的事，就很不容易了。楼下的事由我全权负责。你的业余时间完全按你自己的爱好自行处理……”
“我喜欢写诗……”
“那就写吧！”如此复杂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我只用三言两语就协调解决了。他也没想到会这么简单，使他大有高射炮打蚊子的索然之感。他原以为我不是一只蚊子而是一架飞机，白费了他这么多功夫和力气，目测、计算、瞄准……
不一而足。
我在影剧院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前任操办追悼大会。县里很重视，届时县委有一位副书记要来参加，文教局长致悼词。全县各界都有代表参加。因为全县各界都在他主持的电影院里看过电影，接受过教育。全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经理，人们只看见他整日拿着把扫帚从里扫到外，从外扫到里。生前三岁小孩都叫他老丁，县委第一书记也叫他老丁。落在我头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给他画一张遗像。我所能收集到的他的照片一共只有三张。一张是风景照，树很清楚，人却只是个模糊的影子。一张是“文革”
期间挨斗，跪在影剧院门口的照片，清楚倒是很清楚，就是看不清脸，因为不许他抬头。
只有那张病危时的照片，还能看出个大概，经过美化之后也还是显得消瘦和苦楚。虽然如此，往文教局、宣传部送审的时候，局长、部长都当着我的面赞美不已。认为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下午二时，正式开会。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因为，在追悼会的前夜，县人事部门报请县革委会讨论批准：丁固同志死后按副科级待遇。没有说生前按什么待遇，因为死者已矣！生前是什么待遇已经毫无意义了。追悼会原定在文化馆院子里召开，为了体现对老丁的级别的调整，改在影剧院举行。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出乎意外的多。因为，全城老老小小都认识丁固，又风闻影剧院新来那个扫地的是个才子，把丁固的像画活了。
不少孩子是为了来看画像的。由于我和丁固不相识，正好座无虚席，县里大人物很多，我也就没有去凑热闹，一个人躲在票房里，好在会场里的声音完全可以听得见。扩大机里的哀乐一响，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荒芜的悲凉感。我信手拉开左边那个抽屉，抽出一本丁固生前的笔记本。原来是他在一些批斗会上的记录。他除了工工整整地记上年月日之外，还写上批判发言人的姓名。我随手翻开一页，上页记的批判发言人是刘寿华。刘寿华不就是现在的新任文教局长吗！那时候，他是个什么人呢？不得而知。但可以根据人在不断进步的原则加以肯定，他那时还不是局长。我忽然想起，今天将要在会上致悼词的不正是刘寿华刘局长吗！扩音机里传出的正是他的声音。我很想合起丁固的笔记本，听刘局长现在的声音，又舍不得关掉他过去的声音。好在他现在的声音由于悲戚而很缓慢，我完全可以兼顾。
过去的刘寿华的声音（激烈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县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又揪出了一个隐蔽得很深的反革命黑帮分子！他的狗名就叫丁固！这是一件大好事，是革命大众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现在的刘寿华的声音（深沉地）：“同志们！朋友们！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丁固同志不幸因病逝世了！这是我县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全县人民的不幸！我们失去了一个親爱的战友和同志！……”
“丁固出生于万恶的地主阶级家庭……”
“丁固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名门……”
“从小就吸农民的血不劳而获，学而忧则仕，立志继承父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在学生时代就倾向进步，决心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
“混入革命队伍后，不接受改造，醉心封、资、修的反动文化……”
“参加革命以后，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发表过关于民族文化的论文多篇……”
“历次运动都遭到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
“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丁固同志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
“下放到我县之后，不思悔改，变本加厉。在影剧院工作期间，为一株株大毒草大开方便之门，使群众深受其害……”
“他自愿只身来我县工作。我县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他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使群众看到更多演出和影片，从扫地一直到对节目的组织、影片的运输和评价，事事躬親，使我县群众深受教育……”
“反革命黑帮分子丁固，伪装积极，骗取群众的信任……”
“丁固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不论工作之贵贱，不计职位之高低。丁固同志必将得到我县人民的崇敬和永远的怀念……”
“罪恶滔天，死有余辜！……”
“他的伟大的贡献是谁也不能抹煞的！……”
“让我们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让我们在怀念丁固同志的时候，学习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丁固同志永垂不朽！……”
“打倒丁固！打倒反革命黑帮分子丁固！……”
“安息吧！親爱的丁固同志！我们将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行动告慰您的英灵于泉下……”刘寿华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追悼会很成功，不亚于一场感人的演出。
人们离开影剧院的时候都在擦泪。
小小的不满五百座的影剧院，对于我来说十分合适。放电影的时候，门庭若市，全城名流荟萃，热闹非凡。白天则门可罗雀，还有十几只常住的蝙蝠，日夜都敢在剧场里翩翩飞舞。扫地，卖票，收票，引座，散场后又接着扫地，虽然没有多大趣味，却很有规律。有劳有逸，很符合古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转眼就是一个多月，只放了一部《青松岭》，看电影的孩子能把所有的对话、音响、动作模拟得维妙维肖。“五四”青年节到了，县文工团要来影剧院演出。票是由团县委分发的，我就省了卖票这一道工序。
当我在影剧院门口收票的时候，不少孩子还在指着我说：“他是来顶那个死人老丁的……”
这话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不那么好听，如果孩子们能稍稍讲究点修辞就好了。譬如这么说：“他就是来接替老丁工作的……”但我不在乎，听起来觉得非常顺耳，一切活人都会死，所有的活人都在顶替死人，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些孩子们讲的话倒很切合实际。所以我鼓励他们说：“说得好！我就是来顶那个死人老丁的。”
好多年没看过演出了，兴致特别高，以为一定很有意思，很新鲜。引完座，我就把背靠在门框上看起来，看完第一个歌舞，觉得这节目十分熟悉，男男女女载歌载舞，各捧稻穗一束，衣衫华美，一脸傻笑。最后，有个人象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画像来。以往看到的总是毛主席，现在则是华主席。所有的欢快的男女雁列两边，或站或卧，双手将稻穗伸向画像，似乎在唱：稻米多得吃不完，不信请您看一看。观众照例兴奋不已，掌声阵阵。接下来的节目个个似曾相识，隔世重见，实在引不起我的兴味，演出不到一半我就回票房了。我宁肯在票房里看老丁的记录本和自我批判，这些变了形的文字里尽是血淋淋的人生，对人很有启迪。老丁虽然从未谋面，且已故去，我却在心灵中多了一个知交。读着读着，不觉演出已经结束，观众已经完全退场。我的节目才算真正开始，先扫剧场的地，这是最繁难、最具有技术性的节目，每两排椅子之间的空隙很窄，扫帚无法施展，各类瓜子壳、糖纸五彩缤纷，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掏。偶尔可以拾到粗心的情人丢掉的带密码的情书，但绝不可能拾到一张人民币。这个节目演完就是一身大汗。
第二个节目是收拾舞台和后台，到处扔的都是卸妆纸，廉价香粉、油彩味使你很想呕吐。
我正在收拾舞台的时候，十几个男女文工团员在陶团长率领之下急急风似地重返影剧院，一色练功服，灯笼褲，紧身衫，神情紧张，气喘吁吁，对我视而不见，就象京剧里的众校尉一样。陶团长一声“搜”，兵分两路，从出将入相两边进去，又从出将入相两边门出来会合，齐声说：“没有！”陶团长说：“走！”一眨眼之间，神出之众就啾啾鬼没了。我抱着扫帚呆立在台中央，恍然若失，此情此景颇堪入画。
“喂！”一声叫，女声，不禁根根汗毛直竖，莫非真的出了鬼？我的耳朵毕竟有锻炼，听得出声音来自天上。抬头一看，左侧追光灯铁架上有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姑娘，嘻嘻笑着向我招手。她是怎么上去的呢？原来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折叠梯子，梯子是文工团的，演出以后就连同化妆品、服装、道具一起扛走了。我正在琢磨怎么办的时候，她大叫一声：“接着我！”身随声下，直索索地跳了下来。她把我最后一秒钟思考的余地也剥夺了。我立即扔了手中扫帚，跨前一步。她正好抱住我的脖子。立足未稳，被她砸倒在地板上。她倒是很幸运，整个地压在我身上。她不仅不害怕，反而一个劲地咯咯笑着从我身上爬起来。我坐在地板上，这才仔细打量她。她上身穿着一件墨绿缎子斜大襟短衫，下身是一条白麻布绣花百褶裙，尖尖的船形红绣鞋。头上缠着很大一蓬假发辫和丝络缨，稚气的圆脸，成熟的大眼睛，清秀的高高的鼻梁，稍稍肥厚的嘴chún，雪白的牙齿闪着光。
她止住笑，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拉着她的手站起来。她帮我拍去背上和屁股上的灰土。
我并没问她什么，但她主动对我说：“我跟他们逗着玩的……”汉语说得还有点生硬。
“为什么？”
“他们总派人跟着我，一步也不离。”
“为什么？”
“不放心呗。”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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