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吴昊等）相结合，他们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出谋划策。
第二阶段，为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统治时期。即自公元1048—1086年，首尾38年。这是西夏儒学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谅祚比较倾慕汉文化，因此，在尊儒、崇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官职，重用汉人，以及仿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其中对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尤为重用。如宋朝延安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爱其才，授学士”②。
为了扩大加速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谅祚还以朝贡的方式，用马换取宋朝的儒家经典。史载：“谅祚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
所谓九经，指《易》、《书》、《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传入，对儒学在西夏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惠宗秉常在位期间，虽然其本人倾慕汉化，对于“中国制度，心窃好之”，并曾“令国中悉去蕃礼，复行汉礼”①，但由于大权旁落到梁太后及其弟梁乙埋及乙埋之子梁乞逋手中，实际上是个傀儡，加上梁太后反对汉化，因此，在他统治近20年里，儒学停止不前，谈不上有什么建树。
第三阶段，为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统治时期。即自1086年到1206年，首尾120年。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的大力提倡，西夏儒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封孔子为文宣帝，继续购求儒家典籍，并将它翻译成西夏文。对其中一些经典进行注释，以及设立翰林学士院，来安置那些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等等。
桓宗纯祐在这段期间，大体上保持了仁孝时期儒学兴盛的势头。他曾多次开科取士，量才录用。如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②。被录取的进士中最有名的是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③。即中了头名状元。在纯祐统治期间，通过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所培养的人才，质量较高。如公元1203年（天庆十年）九月，西夏派往金朝贺天寿节的使臣，宣德郎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即自1206年—1227年，首尾23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虽然仍在坚持，如公元1225年（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①，但学校兴办的很不景气，尤其在西夏即将灭亡之际，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学校校址和学宫遭到破坏。以学宫为例，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死后，“仁孝图其像以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②。但各郡县所建学宫，因受蒙夏战争的破坏，所剩无几。“后夏亡，庙学尽坏，惟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③。西夏境内的学宫残破如此，其儒学因受战争的影响而日益衰落，概可想见。
三、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夏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汉学与蕃学并存，互为补充形式。自元昊建国伊始，就既办蕃学，又兴汉学，但以蕃学为主。这种重蕃学轻汉学的局面，持续到乾顺仁孝之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汉学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了蕃学。尽管历代西夏统治者在重视蕃学、汉学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始终不渝地推行蕃学、汉学并存的方针，即使在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汉学日重的情况下，蕃学也并未取消。其所以如此，因为第一，为了适应党项人与汉人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西夏统治者要想较好地解决该问题，除了编撰出版诸如《蕃汉合时掌中珠》一类的字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既兴汉学，又兴蕃学，为党项人汉人提供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场所；第二，蕃学与汉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西夏文与汉文的关系那样，“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
其特点之二，是儒学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西夏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如崇宗乾顺亲政后，其大臣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问题上，就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争。御史中丞薛元礼认为：“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②因此，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学校。但御史大夫谋宁克认为：“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熏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③。
即反对以儒治国和振兴儒学。虽然乾顺根据当时的国情，权衡利弊得失，最后采纳了薛元礼兴办国学（即汉学）的建议，但它反映了统治者在是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斗争。
同时，这种矛盾斗争，在西夏历史上并非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力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发展科举，但外戚任得敬却上疏反对道：“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在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芋，縻禀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①。
这种倒行逆施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孝采纳，但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是否要振兴儒学，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西夏儒学的历史作用大体上有以下三点：第一，促使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兵政日益废弛。景宗元昊称帝建国时确定的立国方针为“尚武重法”。但这一立国方针，到崇宗乾顺亲政后，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儒学的振兴，转变为“重文尚法”，以儒治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转变，使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变为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因此下降，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时，终因军政废弛而寿终正寝了。
第二，对于维护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仁宗仁孝之时，一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敬的斗争上。仁孝时外戚任得敬擅权专作威福，欲与仁孝分治西夏国家。一些饱学儒学经典，怀着满腔忠君爱国思想的大臣，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图谋不轨的罪恶和阴谋。史载：“（热辣）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今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①。
这说明通过西夏儒学的振兴，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产生了一批像热辣公济那样的直言敢谏的骨鲠之臣。他们对权臣任得敬所作的斗争，对于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国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过一百多年的兴办学校，发展科举，到仁宗仁孝时已从一个人才缺乏的国家，变为人才充足的国家。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史载：“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使枢密都丞旨梁元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②。
从“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看，说明西夏人才质量之高，同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不仅为其自身培养了足够的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为元朝统治者所用，对蒙古人的汉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斡公画像赞》。
②《西夏书事》卷8。
③《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①《西夏书事》卷31。
①《西夏书事》卷31。
①《西夏书事》卷31。
②《西夏书事》卷21。
③《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西夏书事》卷24。
②《西夏书事》卷41。
③《西夏书事》卷39。
④同上。
①《西夏书事》卷42。
②《西夏书事》卷38。
③《西夏书事》卷38。
①《蕃汉合时掌中珠·序言》。
②《西夏书事》卷31。
③《西夏书事》卷32。
①《西夏书事》卷36。
①《西夏书事》卷37。
②《西夏书事》卷36。
③参阅拙作：《略论西夏的儒学》，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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