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认识到了善的。近代的道德探索之所以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假设,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什么东西心存恐惧吧?而恐惧的原因,总是存在于最为无聊低级的地方。
读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觉得十分明显的是,有代表的头脑中自始至终进行着不谐和音与谐音的交锋。毕达哥拉斯属于当时思想界孕育不谐和音的代表头脑,苏格拉底则一直面露微笑,以谐音压倒毕达哥拉斯的不谐和音。毕达哥拉斯自两人论争交锋之前起即已败北。但不知何故,读者的同情却在毕达哥拉斯一边,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注定败北的位置上的毕达哥拉斯,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缺乏辨明和扭转自身不利位置的能量。到论争结束时,我们读出了苏格拉底三段论法胜利中的狡诡,并和毕达哥拉斯一道感同身受着败北的滋味而愤然退场。此时,我们身不由己地扔下这么句话:“你赢了,可你又做了什么呢?”但麻烦的是,苏格拉底的职责是必须向民众传授自己的胜利。这就让人们觉察到,谐音的狡诡之,即在于向人们提供信仰。
与其念颂南无阿弥陀佛,还不如唱歌,心里牵挂太多,是会堕入焦热地狱的。说此话的法然和尚,肯定是最洞悉现实主义奥秘的人。法然还是日本漫主义的始作涌者。
作家的奥秘,本不该由作家来谈论。而现在不得不来谈论这一奥秘,表明了一个现代作家的角逐场已于新近形成。比方说,作家要写某个心地善良的人,在这种场合,他是将自己彻底变成那个心地善良者呢,抑或只是观察他,这思考的当儿,作家便要触及到自身的奥秘。这奥秘恰好跟眼睛的奥秘相同。人在观看眼前的树木时,尽管树木成了倒立的映象,但在视神经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把它校正成了笔直挺立着的树木。作家在写心地善良者的当儿,不知不觉间将自己变成了心地善良者,像这样的事,真会在作家的生活里发生吗?
作家近来都不大有写作的意慾了,以致丰岛与志雄氏要说文学衰弱了。这是理所当然之论。近来的作家,比起没什么可写的,更需要对用以写作的文字是否适用于写作这一点提出怀疑。为什么都是虚构,有的有现实感,有的就不具有现实感呢?这是当下不得不思考的。“什么名文家,嗤嗤嗤”,人人都在从眼底里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怜悯之笑。艺术襄助我们所得到的报应,便是我们对它的嘲笑。作家的奥秘,既不在写作的意慾,也不在非写不可,而在于与自身之鬼作斗争。这种无益的恶业[注],便是对道德的探求。这中间所增生的非业[注]生活,则不属植神世界。纯小说便是不得不由此出发的哥伦布,而作家便是都得认定地球是圆的那号人,船长则是个从未航过海、根本不知道航海之艰辛的无赖,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定会不惜饥饿,下令启航。“累了,就该中途折回!”在横渡大海之际,没有比芭蕉这句包含慈悲之心的话更好的办法了。
自古以来,人们和无赖作战,只有扩张军备这一招。可我们却不得不对之施以恩爱。这样,与其听命于他、听任他为所慾为,不如究明他慾望的深浅。这是人类心理中最贴近科学的一种精神。潜身于这种无底之渊的法术,对谁说来都该是奥秘中的奥秘吧。入俗的大业,正是从这奥秘中浮现出来的一种奋不顾身的战法。基于虚无的创造,便是与无赖作战的战法。对作家说来,如同自然那样值得恐惧的无赖并不存在,并且,当下的自然已不复是昔日的自然。这自然,是指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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