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自选文集》，戴玉庆/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60页：“历史上忠顺于国家的原因是从个人对于君主的忠诚感中产生的。欧洲的国家是在封建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某些领地最早归封建诸侯所有。但这种培育忠诚感的源泉已经枯竭了，大概除了日本之外，这种源泉现在已经微乎其微了，在俄国也所乘不多。”——但罗素的后半句话显然错了。
（注释20）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饮冰室文集之九”，第2－3页）：试一审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闯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尝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治之、以何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惜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梁启超这番话虽然很愤青，却也很精辟，“正统、闰统之争论”和“鼎革前后之笔法”云云，在后文进入《春秋》文本之后都会一一呈现。
（注释21）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三”，第65页：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故其势涣散，其心怯懦，无论何国何种之人，皆可以掠其地而奴其民。临之以势力，则贴耳相从；啗之以小利，则争趋若鹜……）
另外，有人曾就此有过质疑，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老百姓会骂‘汉奸’而不是‘皇奸’呢？”——因为“汉奸”其实是个近代概念，古人是无此一说的。“汉奸”一词的出现最早大约是在清朝，但清朝人所谓的“汉奸”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意思，而是指“汉人中的奸人”。比如《清史稿·土司》：九年，乘胜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时九股苗为汉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额将岁倍，且江深崖险，兵不能入。又如《清史稿·蕃部》：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 。”
《清史稿·循吏》，这里的“汉奸”有点儿现代汉奸的意思了：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曹）瑾禁渔船勿出，绝其乡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擒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却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事闻，被优赉。未几，和议成，英人有责言。总督怡良知瑾刚直，谓曰：“事将若何？”瑾曰：“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无足重，罪所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杀贼，不宜有负。”怡良叹曰：“真丈夫也！”卒以是夺级。后以捕盗功晋秩，以海疆知府用。瑾遂乞病归，数年始卒。
（注释22）可参看[美]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3－14页）：社会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把普通人以为是构成社会的那种种假设实体，反复地归结为人类活动，这些实体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离开人类活动，它们实际上就无立足之地。构成社会及其一切形式的“材料”，是在人类活动中外在化了的人类意义。社会学分析又一次把那些巨大的社会实在（如“家庭”、“经济”、“国家”等等）归结为人类活动，人类活动是“家庭”、“经济”、“国家”等等的惟一的起基础作用的实质。所以，如果社会学家（除非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些社会现象看成仿佛是独立于最初创造它们，而后又继续不断地创造它们的人类活动的实体来处理，那是毫无益处的。
（注释23）[清]“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考证：臣召南按：庆父罪恶至重，于其出奔犹书公子，则知《春秋》褒贬在所书之事有是有非，不在爵号名字及日月之详略也。
（注释24）《榖梁传·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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