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汉武帝广开言路，让各地推荐人才进京，然后亲自就国家大政方针向一众人才询问意见。
询问意见的程序是这样的：皇帝把问题写在竹简上，发给大家，这个竹简就叫做“策”，竹简上的问题就叫做“策问”，皇帝的问话叫“制曰……”，所谓“临朝称制”，就是这个“制”；大家要应对“策”上边的“策问”，这个“应对”就叫做“对策”——我们现在也还常说“想个对策”，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主要问的是：听说三皇五帝的时候大搞政改、创作新乐章，天下由此大治，后来的君王都纷纷效仿，可到了夏桀王、商纣王的时候，王道完全败坏了，后来的人再想扭转却很难扭转过来了，直到后王兴起，好不容易才把颓势给止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人们丢掉了当初的治国大道了，还是老天爷就这脾气？那，人力有什么可为之处吗？怎么做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看大家该怎么回答了。
作“对策”的有很多人，全是天下英才，其中就有我们的主人公董仲舒。董仲舒的“对策”一开始就从《春秋》出发，说：“我看了《春秋》记载的历史，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哎呦呦，真是不得了哇！国家如果‘失道’了，老天就会降下一些警告，人世间的统治者一看：‘什么跟什么嘛，不过是个行政警告罢了，老子毫毛都没伤一根，不理会，不理会！’可老天爷是讲公道的，不是意思意思给老百姓看看就完了的，当他发现行政警告不起作用，就降下更大的灾祸，再搞些UFO和麦田怪圈什么的灵异现象出来，那意思是吓唬人间统治者：‘臭小子，别给脸不要脸，你丫能有今天还不都是老子罩着，看你尾巴翘这么高，可别忘了谁才是真正的老大！老天爷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如果老天爷接二连三地发下警告，人间统治者却还不悔改的话，老天爷就真生气了，大灾大难就全降下来了。
“这么看来，老天爷不是不讲理的主儿，对人君是能罩着就罩着的，只有当人君实在太不像话的时候，老天爷才会发火，而只要人君不闹得太离谱，老天爷还是愿意罩着点儿的。所以，国家大治的关键就是看人间的统治者努力不努力了。”i
董仲舒说自己熟读《春秋》，发现天下的大问题在于“失道”，这个词是董老的原话，我方才加了引号，直接引用了。现在就得捉摸一下了：什么是“道”？
“道”这个词，缠绕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聚讼不休。道家的解决方案是最绝的：“《老子》五千言，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这个问题是无法言说的。如果你始终不说，你还可能理解对了，但你只要一说出口，那就肯定错了。”（这就好像现在的网络敏感词，版主既不公布，大家也不会说，但你还必须知道。可是，如果你想当然地以为一个词是敏感词，并把它规规矩矩地打了出来告诉别人，那只能说明它不是敏感词——敏感词可道，非敏感词。）——如果不是马王堆的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后文再论），我们可能还真得承认《老子》是倾力在研究这个神秘的“道”的，嗯，看来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未必就不是专家。
董仲舒不玩虚的，很直截了当地解释说：“所谓‘道’，就是通往理想政治的道路。这可是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啊，路上每隔三五里的就有仁义礼乐，比收费站还多！”（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ii
这毕竟是在回答皇帝的策问啊，如果董仲舒也玩一个“道可道，非常道”，说不定当时就被轰出去了。董仲舒用比喻来解释“道”和“失道”，非常清楚明白，大意是说：最好的治国方法就是沿着这条大道一直走下去，就像开长途车走国道一样，路只要能认准了，再加上驾驶技术过硬，距离目的地就会越来越近；可假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放着好好的国道不走，非要冲到荒野里另辟蹊径，或者不专心开车，眼睛总踅摸着路边的MM，或者酒后驾车，横冲直撞，开到不晓得什么地方去了，这些就都叫做“失道”。所以说，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不少昏乱的世道，那并不是因为国道不见了，而是因为昏君们不好好开车，拐到歪门邪道里去了。
董仲舒认为，一辆行驶在康庄大道上的好车应该是这样的：司机认真负责，把住方向盘，认清路标，别把车给开歪了，而车上应有的加油站和维修点一应俱全——这些加油站和维修点就是仁、义、礼、乐。这一来，司机认真负责，加油站和维修点分布合理，车上乘客们也就安安全全了。
就这些必要的加油站和维修点来说，“仁、义、礼”我们现代读者还都好理解，但“乐”真有那么重要的吗？——是呀，现在我们学校里音乐课几乎就是最不重要的课程了，而无论贝多芬还是周杰伦，都属于艺术/演艺范畴，难道这能和国家大政扯上什么关系吗？
——在古代还真就能的，“乐”几乎和“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前边汉武帝才会把搞政改和创作新乐曲并列来谈，所以董仲舒在这里特别指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这就是说，音乐具有显著的移风易俗之功，是一种很有用的政治技术。他后边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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