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 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 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 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 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 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 王敬重焉。
[2] 春，二月，赦。
[3] 行三铢钱。
[4]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 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5] 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二年（壬寅、前139 ）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 年）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2] 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 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 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6]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7] 初置茂陵邑。
[8] 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癸卯、前138 ）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 年）
[2] 河水溢于平原。*[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 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 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 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 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 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 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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