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来说，只有一种普遍的文明，时而一个国家时而另一个国家代表这种文明最丰富的繁荣景象。而在赫尔德看来，则存在着多样的且不可通约的各种文化。隶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与群体其他成员间用一种相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结成牢固的、微妙的关系，这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正如对食物、饮水、安全或者生殖的需要一样是很自然的。一个民族只有在了解自己的体制对自身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才能理解、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而世界主义则是抛弃了所有这些最人性、最自然的制度的东西。
伊赛亚·伯林《反启蒙运动》
一些哲学家提出，通过创造一种消除了现存语言中残存的不合理性、易于误解性和随意性的世界性语言，就可以使交流合理化。假如他们的这种计划得到成功的实施，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正是由于一种语言的这种有个性的历史发展，才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吸纳、珍藏和包容大量的半意识、半回忆的集体经验的民族语言。人们称为迷信和偏见的东西只是风俗习惯的外壳，通过它们可以显示和证明一个民族漫长生活过程的荣枯盛衰；丢失了它们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正是这些东西使人们成为他们现在的这种样子）的盾牌。激进批评家所宣扬的也是他们那种不牢靠的建立世界性语言的计划所依赖的人性概念只是人类幼年期的一种幻想。卢梭曾追问为何生而自由的人们却无处不生活在枷锁之中；迈斯特尔（maistre）说，人们不妨会问，为何生而食肉的绵羊却在到处吃草。人不是为自由而生的，也不是为和平而生的。
伊赛亚·伯林，《反启蒙运动》
对于一个不赞同或甚至不能容忍浪漫主义过分的反理性主义的人来说，日要他承认浪漫主义者揭示了人类的目标是不可预测的，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还是彼此不可共存的，（他就得承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对以下命题给予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与所有现象相反，拼板玩具游戏至少在原则上有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人们依靠理性的力量总能找到这个确定的解决办法；对于一些价值和与之相反的价值，比如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本能的表现和有组织的社会支配的效率、完美的知识和完美的幸福、个人生活的要求和政党、阶级、国家、公众利益的要求等等，合理的组织总可以使它们得到完美的统一。如果完全人性化的一些目标同时也是最终的目标是彼此不可和谐共存的，那么黄金时代——一个综合了人类生活中所有重要问题的所有正确解决方法的完美社会——的观念在原则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浪漫主义提出的这种观点服务于它的核心理论，即道德由意志所塑造，人类的这些目标都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
伊塞亚·伯林《浪馒意志的神话》
反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本身是同时代的现象。确实，关于启蒙运动何时开始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就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德国以及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之间是否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一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具有示范的作用，所以，尽管把笛卡尔称作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有点不太合适，但正是在他身上，启蒙运动最基本的特点已经表现出来了，这就是要清除掉人们头脑中所有不合理的、使人怀疑的或者无根据的东西，把人类的思想和实践重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相应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最初的和影响最大的批评家帕斯卡尔（pascal）和维科也都把笛卡尔看作是他们的主要对手。维科把笛卡儿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和清楚明白的观念作为他的新科学的主要批判对象，帕斯卡尔也同样抓住了笛卡儿机械论的思想倾向与强调思想的机敏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当然，在启蒙运动被当作是一种思想运动之前，就存在着不可知论者、极端怀疑论者——古代希腊怀疑论者皮很后来的门徒——譬如说，蒙田、沙朗（charron）、拉摩斯·威尔（lamotheievaver）、培尔（bavle），他们探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发现了）人类理性的缺陷，一如古代不可知论思想家塞克特都·恩披里柯（sextusempiricus）和皮浪本人所做的那样，尽管与后来的思想家有一些不同。根据蒙田等人的观点，服从于基督教信仰是理性的耻辱。法国的这些极端怀疑论者是启蒙运动批评家的先驱，因为他们超前于启蒙运动。在维科和帕斯卡尔那里，我们看到了对于笛卡尔及其思想体系和哲学方法的敌对性表述和宣战，而当时笛卡尔的哲学方法对于所有哲学家已经产生了深刻且充满活力的影响，甚至那些持经验主义而反对它的人亦是如此。由于约瑟夫·德·迈斯特尔（1753年出生于法国萨伏伊）的展露头角，法国才出现了对于启蒙运动的激进反应，对此，伯林所告诉我们的比卢梭的叙述都更为深刻透彻。因为卢梭保持着启蒙运动关于自然的人、人的善性以及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而麦斯特尔对此却持否定态度。卢梭也认为人类的目标最终是和谐的，正是这种信念使他相信或者可以想象过去曾经存在过一种人类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中，所有人的真正需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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