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着许多问题，他的那种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见解和论断，使我佩服。
安哥拉的代表，在会场上送给我们一份《安哥拉团结报》，报上有几张惨不忍睹的、被葡萄牙帝主义者割下示众的安哥拉人头的相片，旁边几个大字是：“安哥拉人民只剩下武装斗争这一条道路了！”当逼到绝地的被压迫的人民，走上一条唯一的正确的道路的时候，任何近代锐利的武器，都不能挡住他们的冒死前进的。
人民的英勇斗争，给作家笔头的烈火下，添上堆积如山的干柴，亚非作家们从心底认识到，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到文学。喀麦隆的代表说得好，“今天，殖民制度在人民武装的痛击下，正在倾塌之中，帝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哪一个亚非作家能够接受‘为艺术而艺术’、或是‘文学应该和政治分家’的理论？尤其是在今天，任何一个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事实上就是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了杀害我们的人民和文化的同谋罪犯！”这个大义凛然的发言，怎能不使满座动容，而同心同德地奔向我们亚非作家们所公认的唯一的创作的道路呢？
我们要永远团结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下，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
孟加拉风光〔印度〕泰戈尔著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气，我正年青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确地推测到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班都拉，海边一八八五年十月
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呵，那波就像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着在绝望里捶着膛。要记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的。一八八七年七月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
[续冰心全集第六卷上一小节]，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公正的批评家能够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光、新茁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西来达一八八八年
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的四边。到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经过似的，但是像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几露出地下泥土的、黝黑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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