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皇帝
大晟乐
崇宁三年正月甲辰，魏汉津言：『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1]，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羲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苇籥，其乐曰《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律从而生焉。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汉儒张苍、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致差误。晋永嘉之乱，累黍之法废。隋时牛宏用万宝常水尺[2]。至唐室田畸及后周王朴，并用水尺之法。本朝为王朴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律声谐和。虽谐和，即非古法。汉津欲乞请三指为法。
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
杨氏《编年》：『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3]，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炳缘饰之。』汉津范镇虞候，惟《编年》云尔，当考。刘炳《大晟乐论》第三篇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韵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徵，盖噍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宗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累黍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取世俗之尺，以为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阙失，焕然详明，复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虽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良唯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睿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司命属，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阙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厨者，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4]，粱、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遏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阈之中，教习无素，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君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为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平。」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大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噍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欣，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乐未终，上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执事之臣，无不大喜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上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有数鹤从东北飞来，度广庭，回翔鸣唳而下。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鼎殿。甘露自龙角鬣下降[5]。有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之上，备三献九奏，以祇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后再习乐，群鹤屡至。昔黄帝大合乐，有元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噍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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