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今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谕。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礼典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纯仁又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四边。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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