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
定乐器
元丰三年五月戌辰，诏秘书监致仕刘几乘驿赴详定礼文所议乐。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尝谓：『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遂变，犹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称。儒者泥古，详于形名度数之间，而不知轻重清浊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谐，于声则不能入，徒纷纷也。尝游佛寺，闻钟声嘶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毙。而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守臣忧之，以秋为应。致期而几疾。』其洞晓如此，然所学多杂郑、卫。
六月庚子，王朴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范镇尝论辨雅乐，乞诏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壬子，命知礼院、秘书丞杨杰赴详定礼文局同议大乐，从秘书监致仕刘几请也。己未，秘书监致仕刘几言：『祀明堂乐章，字与乐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书》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乐章，委本局依律吕七均之法，随乐章字数审定声音，以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编钟磬，其歌皆十六，盖十二律之外，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也。今圣朝大乐，旧钟磬皆十六。自李照议乐以来，不复考击，全失古法。况《周礼》郑氏注，编磬尽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晓四清声助成四律，宣导阴阳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清声。』诏礼院按试，后如几所议。
八月乙巳，同知礼院杨杰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乐十二均图，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调，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宏。匏声丛集，失之则长。林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律吕皆以人声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伏请节制烦声，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盖以箫为主也。《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为依也。数有十六，示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为众乐之本，又倍之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唱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律吕之应声，用之巳久，而声至和协。』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鎛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数最烦。请鎛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容节六变[1]。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2]；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湘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郑、卫之杂也。』诏送议乐刘几等。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乐志》载杰所言七失甚详，今但从《实录》。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棘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乐志》甚详，今止从《实录》。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炼。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杪忽精微，以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悬，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九月乙酉，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开封人叶防言：太常寺大乐，鼓吹两局乐舞节奏不应古法。』送前同议乐杨杰看详，杰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晋鼓节，于经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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