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很大。这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暖流终于把人们从任大叔的灶屋里连同熏得眼睛流泪的烟雾一起给吹出来了。任大叔在心里暗暗地说：
“山里人都选了，疯了，醉了，昏了……”
他自己一点儿都不动心，也不感到冷清，按捺着自己和家人不受影响，保持着他多年严格遵守的原则：纵队不站排头排尾，横队稍稍往后偎。参加互助组如此，参加初级社如此，连孩子进学校都是如此。这暖流持续了很久，好像永远不会停息似的。
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中知识界在的号召下展开的兴致勃勃的议论波及到全各个阶级和阶层。连本来就在暖流中的刘家畈也感到又增加了一阵热风，而带来这热风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任大叔在集上小学里教书的女儿黑妞儿。她从集上回来了，一回来没在“皇宫”落脚就到田贩里去了。哟！这是谁呀？是任大叔家黑妞儿吗？不！人家都十八岁了，早就不叫黑妞儿了，学名叫任薏。任薏一点也不黑，就像春风中一树碧桃花，把整个刘家畈都照亮了。抿着嘴，抿呀抿的都抿不住的笑容，头上围着透影儿的绿纱巾，山风吹得纱巾梢飞呀飞的像两只绿蝴蝶，自己做的带绊儿的黑绒布鞋就像皮鞋那样平整，又漂亮，又文雅。眼睛眯着，她自己完全知道自己在乡们眼里的地位，一看便知，连那些过去把自己看成黄毛丫头不值一顾的老辈人都眉开眼笑、肃然起敬。山里人爱打听新闻，任薏就用乡们听着不大习惯又觉着好听的普通话说开了。一说不要紧，吓了山里人一跳，搞得刘家畈十几户人家都惊惊诧诧、半信半疑。什么鸣呀！放呀！给提意见呀！帮助整风呀！反对官僚主义呀！发扬民主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呀！顾虑越少说明你对越诚实呀……半天就搞得全村沸沸扬扬。等任大叔知道的时候，天已经傍黑了。一听非同小可，大惊失，晚饭以后二话没讲就把花骨朵似的女儿反锁在她的小房子里了。父女二人隔着门有一番激烈的争论：
“爹！”捶门的声音伴奏着任薏嗔的喊叫，“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时代？老封建！老顽固！”
“俺一点也不糊涂，鸣放叫人家去鸣放！你吗个啥？你又……
[续啊！古老的航道上一小节]不是百灵鸟！放个啥？放屁！向谁提意见？”
“向，帮助整风，为了我们的更正确，更光荣，更伟大，这是的号召！”
“新词儿不少，俺不懂，也不要懂，俺只问你，是谁？”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俺看不见啥队，只看见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们都是人，是官，咱们的官够清的了！再说，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没听说官能听得进不顺耳的话。哪一朝哪一代有一个认真的监察御史大人有好下场？不是下天牢就是灭九族！”
“爹——！”任薏用很长的一声尖叫表示对这种极端腐朽的观点不能容忍。“你！你怎么可以把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完全等同起来哩！怎么拿和的干部去跟封建皇帝、官僚比呢？让我出去！”
“你就不怕掉脑袋？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小小的大耳朵百姓！”
“我不怕！我用不着怕！我是社会主义家的公民。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毛主席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主席还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要怕向我们共产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任薏为自己竟能说出一篇大义凛然的话感动了，一串泪珠落在前。
“你不怕剐，俺当爹的还怕收尸哩！”
“爹！”任薏声泪俱下地说，“是我们的慈母，只会给我们温暖、开导和教育，即使她的儿女说错了，她也知道儿女是爱她的，她会感到高兴……”
“咔嚓”一声，又加了一把锁，这就是父给女儿的最后回答；任薏号啕痛哭起来。
任大婶，一个一辈子都在灶前灶后转的女人，心疼得在锅前落泪，小声埋怨着丈夫：
“咋能忍心让花骨朵似的姑娘这么哭哩！”
任大叔冷冷地说：
“哭累了就不哭了。”
当晚，任大叔隔着绿围墙对络绎不绝来找女儿的男女青年说：
“任薏回集上了！回学校里去了！”
任薏在小屋里，叫爹叫娘，大哭大闹，但毫无反响。她下狠心出去以后和老封建父断绝一切关系。在新社会不靠爹娘照样有温暖；我们的空气都是温暖的，这种温暖来自的阳光。过去老红军就是在的阳光照耀下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老八路就是在的阳光照耀下坚持了八年抗战，我怕什么？她真的哭累了，躺在上渐渐睡着了，她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她又回到了集上，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师生们的脸红彤彤的，集上为了鸣放架设了长长的大字报栏，五光十的大字报，醒目的标题：
我们的太阳不应该有黑子！
官僚主义是我们前进的绊脚石。
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给抹黑！
还有一幅幅机智辛辣的漫画。任薏觉得自己的脚步都轻了，在大字报栏前遇见了她最要好的朋友柳畅生。当然应该在这里见到他，这个矜持的青年教师，为了向提意见，他和任薏在一起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了我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当前制度中需要改进的缺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感情和他们之间早就萌芽了的玫瑰的爱慕溶合在一起，显得特别高尚和甜蜜。她挽着柳畅生慢慢走过大字报栏，夸赞着那些切中时弊的善意批评和揭发，在那些有趣而深刻的漫画前会心微笑，走着，谈着，商讨着他们将要合作的大字报的内容。一种飞腾的感觉油然而生：她觉得自己和柳畅生像一对比翼双飞的鸟一样，双脚离地了，尽情地上升着，上升着，飞上碧蓝碧蓝的天空。她和他在空中那样真诚地相扶飞行，甚至在云雾飞过的一瞬间，柳畅生竟吻了她一下，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初吻就是这样的么？润、匆忙。模糊、神秘，她觉得羞涩，又很遗憾。初吻就是这样么？一瞬间的吻却使心脏怦怦跳跃了很久很久……她更加厌恶自己的父了！离开了父，有温暖的社会，还有畅生温暖的怀抱哩！她闭上眼睛，温暖的阳光隔着眼帘变成一片朦胧的鲜红，她让心脏渐渐平静下来，等待着畅生的第二个吻，她希望这第二个会比第一个更热烈、更清晰、更长一些……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她等了很久，眼睛睁开了。原来自己不在天上，而是躺在那间上了两把锁的小屋里，只有一条狭长的晨光射进小窗，落在上。小桌上有一碗冒着热气的稀饭和一块她从小就喜欢吃的软面饼。任薏爬起来，看看小镜子中的自己，一夜之间竟会瘦了这么许多，眼睛肿得像机儿似的，她越想越痛苦，“有翅膀却不能冲天飞去，畅生怎么想呢？一个人在孤军作战，他会以为我怯阵，说不定把我看成只会说漂亮话而没有行动的人！多么可怕！他会由于误会瞧不起我，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爱了……学校支部怎么看？一定会认为我借故溜了，认为我思想不开展，和不能同心同德，有思想顾虑。也许会想到父——保守的老农民拉了我的后。同学们怎么看呢？他们的任薏老师怎么失踪了呢？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怎么没有她呢？怎么能少了她呢？活跃、激进、有口才又有文采……”她又喊叫起来，哭着不停地捶着门……但谁也不来应一声，爹下地了，娘捡柴去了，弟弟上学去了，只有一群在窗外惊得唱唱乱叫……任大叔硬是把女儿禁闭了半个月。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有线广播喇叭比哪一天都要响，山谷里发着回声，像是正在广播着一个重要社论，起先任薏只当是在评论一个叫《文汇报》的报纸工作，她并没有注意听；但越听越觉得不对，广播员的语气特别严厉，发生什么事了？她才打开小窗仔细地听着，她听见：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一小撮人，民主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青年团也有，在这次大风中表现出来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她感到吃惊、不理解、害怕……本来留在眼眶里的泪被发烫的脸烤干了。这时，她听见“咔嚓”一声，父把门打开了，手里没端饭，只用两个指头夹着一张报纸。他把报纸丢给女儿，冷冷地说：
“你以为当爹的真不疼自己的姑娘门”
任薏没有声响，用发抖的手轻轻地把报纸拿起来。
任薏失神落魄，一脚高一脚低地赶回集上，集上果真是架设了长长的大字报栏，新大字报覆盖着旧大字报，但已经一点美感和兴奋感也没有了。人名上画着红的“×”，满纸都是巨大的……
[续啊！古老的航道上一小节]惊叹号和问号。任薏懵了，她闭了一会儿眼睛，再走近些，她看见柳畅生的名字也打着红的“×”，而且也在她的这个爱的名字，这个每天要轻轻喊上一百遍的名字前面冠以“反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称号。她眼前的白纸一刹那间却变成了闪亮的黑，而黑的字却变成了暗淡的白。任薏跌跌撞撞地走进小学校的校园，那些鲜艳夺目的大理菊的花朵也都成了一个个乌黑发亮的圆球在眼前摇晃着……在草径上，她遇见了柳畅生。她迎过去，柳畅生像一个陌生人似的，脸消瘦了，苍白，眼窝发青。他神情恍惚，不断左顾右盼地说：
“要划清界限……”
“？”任薏的长睫毛痛楚地高高地扬起来。
“——和我……你很幸运……”
“我……”任薏急切地解释说：“我是被迫……父把我锁在屋里，我哭，我闹，我叫，他都不听……”
“不！”柳畅生用俊秀的眼睛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你是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因为你对有深厚的感情……虽然没有挺身而出保卫，但是你……”
“不！不是这样……”
“我想过很久，为你，你一定要这样说……我自己已经什么都完了……”
“你教我说谎！”
“我？不！不！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他把眼睛紧紧地闭了一下，只有经受过最深沉痛苦的人才会那样凄惨地闭合自己的眼睛，很快又睁开，把目光转向满园满墙、重叠繁复。无穷无尽的大字报……
任薏很清楚，在畅生苦痛的心灵里的确还爱着她，为她编了些保护自己的必要的谎言。任薏迷惘了，面前的畅生不就是半个月前那个自信、矜持、敢想、敢说的畅生么？不是梦中比翼飞升的畅生么？还有那生活里确实没给过，在梦中又确实给过的初吻……她情不自禁地向柳畅生伸出双手，柳畅生一扭头就转身走了。任薏把手缩回来，托着下巴颏儿目送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一直到任薏发觉有几滴落在自己手背上，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秋天，柳畅生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劳改林场劳动改造去了。从此，任薏除了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以外，不说任何多余的话，没有笑容，没有歌声。原先在她的形象和精神里闪耀着的光彩完全熄灭了。变成为一个平庸的、没有光泽、没有进取、没有追求和渴望的人。那年寒假，任大叔事先不和女儿商量，当着女儿的面收下了农业合作社会计黄有财的定彩礼。黄有财比任薏大十五岁，个子只有任薏那么高。任薏冷淡地斜视着他，他戴着山里人那种蒙头盖脸只露着眼睛、像蒙面大盗似的青线帽，他用红肿的眼睛贪婪地死盯着任薏，直截了当地说：
“啥时候拜堂呀？老丈人！”
任大叔为了打发他走，回答说：
“二月二，龙抬头。你就赶忙回去吧！晌午太阳当顶一化雪就不好走了！”
“啊！”黄有财再使劲儿盯任薏一眼，才和帮他挑担子的表弟告辞走了。
“黑妞儿！”任大叔问女儿：“爹收的对不？”
“对！”任薏麻木地点点头。
娘打了一个寒噤，揉揉眼睛仔细地看看女儿，女儿的眼睛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戚，没有光亮，也没有眼泪。
历二月二，一个沉的天气。黄家竟能租到一顶小花轿，一支唢呐、一面锣就迎娶来了。任薏这个新派人物，小学教师，毫无抗拒地就让人给戴上了红盖头。特别为喜事请来的任薏的舅舅把外甥女儿背上了花轿，新娘子一声也没哭，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村里的老年妇女都为她捏了一把汗：不哭是不吉利的。为了这件事，妇女们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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