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桑所定的历史风景画的公式，在两世纪中，一直是为法国风景画家尊崇的规律。它对于自然与人物的结构，规定得如是严密，对于古典精神又是如何吻合，没有一个大胆的画家敢加以变易。人们继续着想，说，人类是惟一的艺术素材，惟有靠了人物的安插，自然才显得美。
卢浮宫中充塞着这一个时代的这一类作品。
洛兰是一个长于伟大的景色的画家。但他的《晨曦》，他的《黄昏》，照射着海边的商埠，一切枝节的穿插都表明人类为自然之主宰——这是历史风景画的原则。
十八世纪初叶，华托（Watteau）画着卢森堡花园中的水池、走道树阴。但他的风景画，并非为了风景本身而作的。画幅中的主角，老是成群结队酣歌狂舞的群众。
弗拉戈纳尔（Fragonard）曾把他的故乡格拉斯的风景穿插在作品中，但他的树木与草地不过为他的人物的背景而已。
当时一部分批评家，在历史风景画之外，曾分别出一种田园风景画。岩石与树木，代以农家的工具。乡人代替了骑士与贵族。而作品的精神却是不变。爱好田园的简单淳朴的境界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画家们亦只是迎合社会心理而制作，并无对于风景画的真实感兴趣。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颂赞自然，狄德罗亦在歌咏自然：“噢！自然，你多么美丽，多么伟大，多么庄严！”这是当时的哲学，当时的风气。但这哲学还未到开花结果的时期，而风景艺术也只留在那投机取巧的阶段。
1796年，当达维特（David）制作巨大的历史画时，一个沙龙批评家在他的论文中写道：“我绝对不提风景画，这是一种不当存在的画品。”
十九世纪初叶，开始有几个画家，看见了荷兰的风景画家与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的作品，敢大胆描绘落日、拂晓或薄暮的景色；但官方的批评家还是执着历史风景画的成见。当时一个入时的艺术批评家，佩尔特斯（Perthes），于1817年时为历史风景画下了一个定义，说：“历史风格是一种组合景色的艺术，组合的标准是要选择自然界中最美、最伟大的景致以安插人物，而这种人物的行动或是具有历史性质，或是代表一种思想。在这个场合中，风景必须能帮助人物，使其行为更为动人，更能刺激观众的想象。”这差不多是悲剧的定义了，风景无异是舞台上的布景。
然而大革命之后，在帝政时代，新时代的人物在艺术上如在文学上一样，创出了新的局面。思想转变了，感觉也改换了。这一群画家中出世最早的是柯罗（Corot），生于1796年，其次是迪亚兹（Diaz），生于1809年，杜佩雷（Dupré）生于1811年，卢梭（Rousseau）生于1812年。
1830年，正是这些画家达到成熟年龄的时期，亦是浪漫主义文学基础奠定之年；从此以后的三十年中，绘画史上充满着他们的作品与光荣。而造成这光荣的是一种综合地受着历史、文学、艺术各种影响的画品——风景画。
杜佩雷被称为“第一个浪漫派画家”。他的精细的智慧，明晰的头脑，与丰富的思想，在他的画友中常居于顾问的地位，给予他们良好的影响。他的作品一部分存于卢浮宫，最知名的一幅是题为《早晨》的风景画。它不独在他个人作品中是件特殊之作，即在全体浪漫派绘画中亦是富于特征的。
其中并无历史风景画所规定的伟大的景色或事故，甚至一个人物也没有。我们只看见一角小溪，溪旁一株橡树，远处更有两株平凡的树在水中反映出阴影。
这绝非是自然界中的一角幽胜的风景。河流也毫无迂回曲折的景致。橡树也不是百年古树，它的线条毫无尊严巍峨之概。和橡树做伴着只是些形式相同的丛树。溪旁堆着几块乱石，两头麋鹿在饮水。
结构没有典雅的对称，各景的枝节没有装饰的作用。整个主题都安放在图的一面，而全图并无欹斜颠覆之概。其中也没有刻意经营的前景，没有素描准确的，足为全画重心的前景。坚实的骨干在此只有包裹着事物的模糊的轮廓。一草一木好似笼罩在云雾中一般，它们都是借反映的影子来自显的，它们不是真实地存在着，而是令人猜到它们存在着。普桑惯在散步时采集花草木石，携回家中做深长的研究。这一种仔细推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天际描绘得很低，占据了图中最大的地位。
那么，这幅画的魅力究在何处呢？是在它含蓄的诗意上。作者所欲唤引我们的情绪，是在东方既白，晨光熹微，万物方在朦胧的夜色中觉醒转来的境地中所感到的一种不可捉摸的情绪。
洛兰曾画过日出的景象。那是光华夺目的庄严伟大的场面。杜佩雷却并无这种宏愿。他的乐谱是更复杂更细腻，因为它是诉之于心的，而情操的调子却比清明的思想更难捉摸。
作者所要唤引观众的，是在拂晓时万物初醒的境界，由这境界所触发的情绪是极幽密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但他不愿描绘人类在晨光中在码头上或大路上工作的情景。他的对象只是两头麋鹿到它们熟识的溪旁饮水，只是饱受甘露的草木在晓色中抬头，只是含苞未放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他要描绘的是这一组错综的感觉，在我们心中引起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