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不清，绕弗里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对他们来说，心中没数。连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他们来冈比亚是为了找阳光、找海滩、找啤酒。他们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尔索尔（costadelsol）度假。机长说明他们多停一站耽搁不了多久。这样，飞机才算重登蓝天。
现在我们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欢迎再开一顿早饭。刚刚吃罢，飞机第三次飞临弗里敦上空。隆吉机场是在一大片红树属植物地带的沼泽群中开辟出来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宽阔的港湾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证全靠驾驶员的操作技术和飞行经验。现在，我们体会到喀里多尼亚的英国朋友意见正确，就是不能冒着浓重晨雾，贸然试降。何况这里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又是这样的原始。隆吉机场一天仅有一两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包括国内国外航机。夜间照明，整个跑道只有一溜灯亮。还得自己发电，只为大航班服务，每周几次，直到飞机真正飞临头上时才开动起来。电力供应在弗里敦市区也是很难得的。首都四周根本没电，除非自己想法发电。
飞机在红树丛林顶上飞掠而过。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长气。机场大楼破烂不堪。飞机歪歪扭扭地挨边停下。我们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醒悟自己已被带到赤道以北5度的红树沼地中央而横生事端，所以，等飞机刚停稳，就赶快走出来。未曾想脚才踏上地面，既潮又闷的热气，便密密层层地裹了上来，就像掉进了浆糊盆里一样。从空地走进大楼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突然陷入一片混饨。这就是非洲。有生以来这是第一回。一进大楼，周围是诺大的人群。只见人人争先，都决心要第一个通过道道关卡、办完层层手续，好快快进入塞拉利昂。这下子，我们真的给难住了，不知所措。要换钱币，检验证件，加盖印戳等等，等等。办事人员并不着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挥动的一只只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本护照，只顾同身边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这么一次航班，忙也就忙这么一阵子。慢慢来，悠着一点儿总能对付完的。
幸亏奥斯汀·登比（ausiindemby）赶来，把我们救了。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人，是我们项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宽，能办事著称。不久我们就发现他在本国所到之处都有他的表親。
奥斯汀一来，我们过关的手续就甭提办得有多顺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手、盖个章。奥斯汀告诉我们该在哪儿站队，该把哪些表格递进去。我们感激地照办。更出奇的是，行李件件都在，没有动过。
我们听说奥斯汀是塞拉利昂东部最大的部族门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长的儿子。他高大英俊，确有贵族气质。他同这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毕业于费里敦的福拉贝学院（forahbaycollege），帕特里夏·韦布直接从学院中把他抽调出来。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果然是个人才。跑后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治关系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别讲礼节，有耐心。由于他有教养，礼数周全，到处都能交上朋友，我们搞项目，简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多年，只见过他一次发了脾气。那是银行行将打烊，别人硬是[chā]进来抢在他前面想先办完。当时我们已经断油两天，当地政府外汇枯竭，无法进口，他连续奔波两天，已蹩足了气。所以才按耐不住。
“你们打算怎么办？”
办完过关手续后，他问我们：
“你们是想先进城？此地离弗里敦大约得开两小时车，还是径直去我们项目的办事处？”
这时我已经精疲力竭，脑子迷乱。实在弄不清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差别。比方应该问问项目办事处离城多远之类。总之对本地的地理方向，连东方省在哪里都不清楚。如果把唐也算上，他比我还不如。他横越大西洋的时差失常还没转过来呢！奥斯汀彬彬有礼、谦恭之至，当然不会自作主张、代我拿主意。我就对他说，看来还不如直接开到我们自己的单位去的好。
其实我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好了。我就会明白我这一草率决定，等于穿越整个这个国家。
于是登上破旧得不像样子的渡轮，在渡轮顶上冒出的弥漫黑烟中，跨越把机场同陆地一分为二的出海口，再来到公路上，向左行驶。据奥斯汀介绍，这个国家仅此一条公路。全国独一无二。所谓沥青铺面，长度不过200英里。说是沥青铺面，沥青还不如没有沥青的坑坑洼洼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经雨水冲坏路面的土路了。当时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鲍勃·克雷文（bobcraven）给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号，如“痔锤骨”“血尿丘”之类。放眼远望，路面上全是红土。车子走在上面，沉洼之多，颠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头都散了架、碾成了碎块。尘土洒满头发、塞满牙缝，全身哪儿都是，因为车子没有空调，想透过气来，非得把车窗全都打开。卡车蹦蹦跳跳尽可能绕过深坑大洼前进。有时绕出路面相当远，开上了路边灌木地带中由别的车辆压出的新辙，倒反而觉得稳当得多。开着开着，冷不丁对面撞来一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似的逆行车，这时你才发觉，他们想躲开的坑洼和土堆就在你正前方。山羊、绵羊，雞，还有头上顶着重物的行人，有时还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公路交通事故的大队伍。只一会儿，我就头痛慾裂。但是根本没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一的解脱办法，倒是让脑袋狠狠磕在车厢壁上，得了脑振蕩才好。有时卡车越过一连串的大坑小[dòng]。连续蹦跳起来。有两次差点狠狠碰撞了我的脑袋。
这一场卡车磨难延续了足足八小时，奥斯汀这才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灰溜溜地进入塞格布韦马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置身于一只满是红色尘土翻转滚动的烘干机里一样。我几乎不能动掸。只要稍一动，遍身都疼。真需要来个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冲冲。谢天谢地，在这样的干旱季节里，我竟然还有享受用一小桶水冲洗的福分。这里的用水方法是从地下水塘里汲水。季节决定水量。雨季的水塘总是满的。把系着绳索的水桶放下去，要让桶沉下水面，灌半满就往上提，沉得大深会失控。提的时候要倍加小心，否则会泼得剩不下多少。用水的程序我一学就会：先洗脸洗头，往下一直洗到脚，再一冲了事。洗净全身的红土，还我真身，真是人间最大乐事！
乔为拉沙热项目最初选择的地址在凯内马。后来都搬来现在的尼克松纪念医院，主要的实验室设备全在这儿。这所由卫理公会主办的医院数年前在塞拉利昂全国位居前列。虽然好日子已经过去，它目前也还是这么多居民人口能够享有基本服务水准、质量不变、成本低廉的医疗单位。我们这个项目，一共有两个实验室：一个是血小板实验室。这得归功于唐娜·萨索，是她一手把医院职工公寓的卧室改装建立起来的。还兼作办公室用。拉沙热的主体实验室则是一幢楼房，另在一侧。造楼经费由乔前几年筹得。因为居住空间狭小，我们这些项目工作人员大多住在医院对面小土坡顶上主任的住所里。
不久我就看出在塞拉利昂几乎事事都得靠自己动手做起来。在这里想弄到汽油和燃料柴油简直不可能。买进货要用硬通货、走特殊渠道。塞拉利昂的境遇从乔70年代后期筹建本项目以来，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有时候，电话还管用，现在，完全报废；手机虽然在墙上挂着，却没有电话线。供水系统，虽然装备齐全，却不出水。烧饭没有罐装煤气。为了妥善保存好珍贵的样本，冷冻机所需要的煤气能源，非有不可。为此，我们只好不择手段，动用一切办法了。
烧饭好说，我学会了用人类最原始的炊具做饭，少说也是新石器时代留下来的老法子：三块石头一架就是一副炉灶。所需不过树枝和引火柴。再把锅坐上去就成。乔后来还在我们面前露一手，教我们如何在这种炉灶上爆玉米花。我们真要自己动手时，还得请饱勃·克雷文的两个小伙伴帮忙。可爱的拉布雷多尔和比恩斯一看见我们忙乎什么，都会来揷上一手，尤其是搞吃的。
倒霉的是那年经济情况特别恶劣，想搞些吃的东西来煮煮烧烧也困难。这都是事实。尽管塞拉利昂原本是个天富资源、土地肥沃的国家。因为乱伐乱砍、外加随意烧荒，把原生雨林毁灭殆尽。先是砍到大树，一味出口，然后继之以火烧。全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木薯、咖啡或其它各类作物。大米也是主粮，但要看地区，要在沼泽地种植才长。沼泽地倒多的是。只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让人们习惯了全家吃饱就行的生活方式，不想多生产作物。后果是，我们有的时候，住在香蕉林却买不到香蕉吃。塞格布韦马集市摊位上经常只摆着三个西红柿、五头洋葱。一次卖一头，毫不奇怪。买的小心，卖的认真，完全正常。大部分老百姓馋得只能吃一种叫做“杂碎”的玩意儿，也就是把一种叶子捣烂、煮熟、掺合上一丁点儿肉或干鱼之类。如果走运，赶上机会，吃上刚从沼泽里捞上的鲜鱼。当然少不了加上红辣椒作调料。
塞格布韦马虽穷，要什么缺什么，但还是个愉快友好的城市，人们乐天安命。谁要想提提精神，就饮杯棕榈酒。棕榈酒有劲道，用棕榈树顶部的汁酿制而成。有一种特制的树液采集器具。采集工艺高胆大、身手不凡。只凭两只竹箍保险，就能攀登直上直下的高高树顶。对于我，这种酒无异要我的命。我宁可喝当地土酿的星牌啤酒，要不就喝可乐。但啤酒和可乐都要冷冻。这又是一个问题。冰箱得靠煤油带动，带不动却是常事。这坏消息经常不腔而走：“冷啤酒——喝不成了。”只能等晚上太阳下山、气温变得不灼热逼人时，我们搭伙来到当地“酒吧”去喝。说是酒吧，不过是一幢茅舍，前面敞开，或者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不可或缺的煤油冰箱。我们在屋外单人木条椅或高背椅子上就坐。来此消磨这一段时光的有当地人和骑摩托或自行车的和平队志愿人员以及各种教派的传教士，即便是开汽车来的，他们所开的也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汽车。人人都随和得很，都想随便聊聊天，一派欢乐气氛。
各家“酒吧”有兴有衰。我们最中意的一家叫“埃迪酒吧”。后来，从伦敦来了一位访问科学家戴维·卡明斯（davidcummins）也相中此地，他诊治拉沙热病人之余，在这里做起一些更重要的实验来。例如在埃迪土法酿制的啤酒里测估血小板凝集和聚结的能力，并把一个个数据像流水帐般记下来，就挂在柜台上。他的这一套做法自然都成了酒客们谈论的话题，谁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不过大家都乐于同他相处。
我新来非洲，多亏有“疾病控制中心”乔实验室中的唐娜·萨索处处帮着我。唐娜身体壮实，运动员坯子，年纪二十五六岁，是个病毒学家。我在亚特兰大第4级病毒实验室工作时，她和我以及希拉·米切尔都是同事。我们当时一起研究的课题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猴子身上血小板的功能。那次科研对寻找拉沙热患者出血和休克的原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既然摸清了猴子身上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要进一步确认在人身上，是不是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唐娜正是在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极为需要的人物。她很壮实，做实验室工作正需如此。实验室做什么都得有电，照明也好，开动离心机也好，我从英国带来的血小板凝集测试仪也好，都得用电。然而，电的来源只能靠那一台实验室门外阳台上搁着的发电机。这就要用力气了。每天早晨，都是唐娜负责发动发电机。发动机太老了，非得使劲抽拉轴绳才能转动起来。让我干的话，连一圈也转不了。只有唐娜能胜任，就橡她能让实验室里所有别的工作都转动起来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在三块石灶上煮咖啡，这就是我的早餐。唐娜可不成，她得加足油才行，什么咸肉和雞蛋，速煮燕麦片之类，都要。只要她有机会去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物资供应处，一定要大大买上一堆。
等早餐完毕，我们全体去医院，如同出征，全副武装，也算是巡诊吧。多的时候，一天要看15个有拉沙热症状的病人。这可是我来前听介绍情况时没有料到的。按唐娜的说法，原来只需要处理四五个病人最多了。新病人一般是在实验室门口的老式学校里那种木条椅子上坐等验血的结果。至于那些病情严重支持不了的患者；就直接送往病房住院。血液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有没有出现对拉沙热抵制的抗体。还要查明肝功能情况。门诊检查结果证明确有拉沙热病况的话，其实就是ast的指数，如果高于150，就给该病人静脉注射雷巴抗病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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