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主以鉴者如此，至于人臣事君之道，尤其所致详。故此书纯为帝制之书，揆之《春秋》，则圣人恶之，必不稍宽也。然其书终不可不读。近世政体虽变，群治虽复杂万端，然当一国行政之任者，于用人贤否、行政得失，必敬慎周详而不敢忽，其可于历史取鉴之处犹不少，凡夷与盗及愚贱官僚市侩等祸国祸民之奸谋与恶事，必不可容于今之世。能如是取鉴，则吾民国治定功成亦久矣，然则温公是书可轻弃乎？吾国吾族经二三千年夷与盗之摧残，人民在暴力之下偷生，习于种种不幸之败德，如效顺外人为虎作伥而无耻，，、，？自私而不知有公，偷避而不能见义勇为，此皆在暴力下偷生必有之恶果。然中国人有唐虞迄春秋战国之高深文化，民质甚优，其智力颇不低，高明俊伟之人物衰世犹不无，中华民族毕竟有优点；但须领导者能宽大以养之，而勿操之过急、束之太严，须如慈母之扶育小孩然。如此，不数十年，中国人必为大地上最优良之民族，吾敢断言。吾望今后历史家能以爱国爱族之心而治史，幸勿自毁！
政治社会诸学，须研西洋书籍，自不待言。然于六经、四子、诸史及历朝名人文集，虽不克全读，总宜择要熏习。一则感受先圣贤成己成物之精神志愿而不甘凡鄙，二则熟悉过去社会得失。如某家子弟对其家族先世至现在之一切情形，闻见愈亲，关切益至，将如何兴利除弊，如何革故鼎新，其下手必不卤莽灭裂，而有实事求是之效矣。今各大学法科，教者学者，其心只为利禄而来，其生活又深染于都市恶习，其所读之书又只是远西学者之理论，而于本国社会一切脱离，欲其卒业从政、可以为治，不亦难乎？民国垂四十年，革命不知几度，吾总觉革命不难，革命而能建设诚难之又难，此非注意养才不可也。犹复须知，吾国自清季以来，只是逐层崩溃，而实难言革命，吾人不可不自省。
文学自汉以后之诗文家，甚少有可道者。诗人除少数触境抒情，表现其闲适、悠远、冲澹之生活为不容菲薄者外，自余感遇之作，得君而喜，失官而戚。散文如序、传、碑、志诸作，亦以记述职官、赞扬荣宠，居其大半。中国人卑鄙之官僚思想，由于汉以下愚贱诗文家之养成者为多。余于诗古文辞甚少尝玩，魏晋人诗文华而无实，气势复薄，尤所不喜。学者宜熟读《三百篇》《楚辞》《左传》《国语》及于《史》《汉》，能味其质实意味，亦大佳；至于练习著述之文，则诸子书、佛经、宋明大师语录，皆不可不读，船山、亭林遗书，读之意味深长。
余在川时，筹办研究所，原想写一文字详述教学旨趣，后因其事不成，即不复写。今闲谈及此，殊略甚。当时意思自多，兹不尽忆。余年未二十，即投身兵营，以谋革命。三十左右，自审非事功之才，故专力于学术一途。老而感世变愈深，觉得今日中国人，过去之毒根未拔，一旦接触外化，则又群习于浮浅混乱，依外力转，而无自树之道。抗战时，吾作《读经示要》一书，确甚重要，惜乎今人不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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