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亲可怜得不得了。母亲到处去探听，亲戚，朋友，只要平常对于她儿子一有来往的地方，她就没有不探听遍了的。尤其儿子的同学，她总想，他们是年轻人，哪能够不通信。等人家告诉她实实在在不知道的时候，她就说：
“你们瞒着我，你们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给儿子寄些钱去，可是往哪里寄呢？没有通信地址。她常常以为有人一定晓得她儿子的通信处，不过不敢告诉她罢了；她常以为尤其是儿子的同学一定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不肯说，说了出来，怕她去找回来。所以她常对儿子的同学说：
“你们若知道，你们告诉我，我决不去找他的。”
有时竟或说：
“他在外边见见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们这个地方东三省，有谁到过上海。他也二十多岁了，他愿意在外边呆着，他就在外边呆着去吧，我才不去找他的。”
对方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有时她这样用心可怜的说了一大套，对方也难为情起来了。说：
“老伯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若知道，我们就说了。”
每次都是毫无下文，无结果而止。她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空虚，她想下回不问了，无论谁也不问了，事不关己，谁愿意听呢？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诉她，她心里竟或恨了别人，她想再也不必问了。
但是过些日子她又忘了，她还是照旧的问。
怎么能够沦为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没有给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话，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从离了家，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寄去过，上海又没有亲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亲爱子心切，一想到这里，有些不好过，有些心酸，眼泪就来到眼边上。她想这孩子自幼又娇又惯地长大，吃、穿都是别人扶持着，现在给人做小工，可怎么做呢？可怜了我这孩子了！母亲一想到这里，每逢吃饭，就要放下饭碗，吃不下去。每逢睡到刮风的夜，她就想刮了这样的大风，若是一个人在外边，夜里睡不着，想起家来，那该多么难受。
因为她想儿子，所以她想到了儿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里，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个雷把她惊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沦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没有钱，这样连风加雨的夜，怎样能够睡着？背井离乡，要亲戚没有亲戚，要朋友没有朋友，又风雨交加。其实儿子离她不知几千里了，怎么她这里下雨，儿子那里也会下雨的？因为她想她这里下雨了，儿子那里也是下雨的。
儿子到底当了小工，还是当了兵，这些都是传闻，究竟没有证实过。所以做母亲的迷离恍惚的过了两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东西南北了。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有人给他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
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他一声不响，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的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根蜡烛，他的身边放着一本书。那书他从来没有看过，只是在那烛光里边一夜一夜的陪着他。
儿子刚走的时候，他想他不久就回来了，用不着挂心的。他一看儿子的母亲在哭，他就说：“妇人女子眼泪忒多。”所以当儿子来信要钱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给寄钱去，反而写信告诉他说，要回来，就回来，必是自有主张，此后也就不要给家来信了，关里关外的通信，若给人家晓得了，有关身家性命。父亲是用这种方法要挟儿子，使他早点回来。谁知儿子看了这信，就从此不往家里写信了。
无音无信的过了三年，虽然这之中的传闻他也都听到了，但是越听越坏，还不如不听的好。不听倒还死心塌地，就和像未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儿子似的。可是偏听得见的，只能听见，又不能证实，就如隐约欲断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
耿大先生为了忘却这件事情，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夜里不愿意睡觉，愿意坐着。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开初有的亲戚朋友来，还问他大少爷有信没有，到后来竟问也没有人敢问了。人一问他，他就说：
“他们的事情，少管为妙。”
人家也就晓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儿子。家里的人更没有人敢提到大少爷。大少爷住过的那房子的门锁着，那里边鸦雀无声，灰尘都已经满了。太阳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银镜子似的。因为玻璃的背后已经挂了一层灰秃秃的尘土。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边看，才能看到里边的那些东西，床、书架、书桌等类，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为玻璃上尘土的关系，也都变得影影绰绰的。
这个窗没有人敢往里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记性很不好，挨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时一早一晚还偷偷摸摸的往里看。
因为在老管事的感觉里，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凤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子摆着碗筷，空空的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的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的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的，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是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的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的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的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
这些宣传，日本一点也不出于好心。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心呢？因为下边紧接着就说，还是“满洲国”好，国泰民安，赶快的不要对你们的祖国怀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这又在造谣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报的，虽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没有事做，就拿着报纸当消遣。有一天报上画着些小人，旁边注着字：“自相残杀。”另外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人，手里拉着“满洲国”的人，向前大步的走去，旁边写着：“日满提携”。
耿大先生看完了报说：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国的，小日本无耻。”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饭。客厅里边来了一个青年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大，说了一会就走了。他也绝没想到客厅中有人。
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复去的说：
“奇怪，奇怪。当兵的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分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罢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里的锅台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煮着猪食，咕噜咕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的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的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点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的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的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的往屋里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 收
父字
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无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一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关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的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的细细地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的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
“怕这也是日本货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无聊的过着日子。
窗帘整天的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与世隔离了。
他的小屋虽然安静，但外边的声音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外边狗咬，或是有脚步声，他就说：
“让我出去看看，有人来了。”
或是：
“有人来了，让他给我带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动了；旁边若没有人，他会开门就经过耿太太的卧房，再经过客厅就出去的。
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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