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穟以鹿港口門淤淺，商舟不前，道光四年採輿論，請開五條港利商船，而是年乃奉旨運米十四萬至天津，免配兵榖者六十餘艘，配運之船益少。傳穟議曰：「今雖極力疏通，不足運本年之額，計來歲積欠當十三萬以上，勢必又需雇運。然非善策也。重洋險阻，商船往來，歲有漂沉，平時配運止百餘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責償，為數無多，故行之可久。若雇船專運，每船奚止十倍，設有不虞，官商皆難著賠。雖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時商本豐厚，其船工料堅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沉碎者多。民間置貨千石，猶必分寄數船，以防意外；官榖豈可不加鄭重乎？積榖十三萬，用商船六、七十艘，廈、蚶二廳雇撥，當為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員及護送弁兵，供應犒賞，皆取諸四縣，賠累已甚；而內地各倉既失商運之利，則必多所挑駁，非云榖雜糠沙，則云斗斛不足，紛紛檄行四縣補運。此累之在官者也。官榖運腳每石六分六厘，較民貨水腳僅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為率，船戶僅得運腳銀一百餘兩，不敷舵水飯食工資。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椗之需，皆于何出？每逢雇運，眾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貼，而船戶仍不免賠。此累之在商者也。臺灣三口，來往商船，隻有此數，既專運積榖，則明年新榖，必有短配，是為疏積欠反增新欠，亦非計之得者。況臺地近年米貴，一聞雇運，民間米價必一時騰踴，匪類藉以滋事。是官商既病，而並以病民。傳穟之愚，惟有暫停新榖，以折色支放兵食，盡配積榖，免雇運而補倉儲。請飭下臺灣廳縣，查明欠運榖數，至本年止實若干石，照舊配運。其道光五年新榖，令四縣盡數易銀，按中平市價，每一石易價番銀一圓三角，分四季解至內地福州廈防廳庫收貯。有榖廳縣，領回按月折放兵食。內地番銀一圓可易製錢八百餘文，以二榖一米計之，每米一斗，可折放製錢二百文。其內外廳縣領解番銀腳費，平水即以商運例給之，腳價予之，俟積榖運竣，仍配新榖如舊。數年之後，再有積榖，亦可倣此而行，則永免雇運之害。而臺灣之積榖可清，內地之倉儲可補矣。」文恪公深然之。水師提督許公松年力阻其議。適盧允霞入京師上控，求罷商運，事下督撫議。司道乃採楊桂森之說，停止商運，請臺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給臺營，半收折色，每榖一石改征銀一兩二錢，以給內營，即全數劃抵臺灣兵餉。臺地免一領一解之煩，內地免解餉遭風之慮，每年又可省運腳銀六千餘兩。
文恪公曰：「閩省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臺郡產米之區，故令征收本色，運給內營兵食。原以臺地之有餘，濟內營之不足。今不令將本色運內濟兵，轉使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本意。況臺府請暫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慮米價昂貴，營員藉口；若此後盡解折色，豈米價獨可無慮耶？臺郡各屬征收供粟，向無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議暫解折色一年，猶屬一時通融之計，尚可由官酌辦；若改征半折，則臺民有榖之家較多，紛紛糶榖完銀，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舊章，未可草率；其再議之！」于是臺灣道孔昭虔、臺灣府方傳穟、臺防同知杜紹祁、鹿港同知鄧傳安、淡水同知吳性誠、臺灣縣李慎彝、嘉義縣王衍慶會議，皆謂商運不可罷。臺民聞將改折，大譁，紳士咸曰：「民間完納正供已百餘年，雖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時價之低昂，並無一定；若改征折色，每榖一石征銀一兩二錢，轉成定例，行之日久，勢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將來受累更深！且臺民市易，皆用番餅，並無紋銀，全賴每年兵餉散佈民間，紋番兩便，故錢價得平；若大餉永停，則紋銀斷絕，番餅增昂，必致民商兩困。大不便。」
時孫公亦以改折抵餉之說密訪于傳穟，傳穟覆書曰：「今之紛紛言商病者，皆務虛名，未計其實也。商船往來臺洋一次，販貨之獲利與船戶之水腳所得凡數千金，以數千石之船僅運百餘石之官榖，復給以每石六分有奇之運價，國家恤商，可謂厚矣，何病之有？所謂病者，有司之陋規耳；有國法在，罪之可也，裁之可也。今乃改易舊章，設有他弊，又何以處之？自古無不敝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焉。苟鑑于末流，遂並亡其本，是為因噎廢食，烏可不之察乎？夫商船運榖，雖以養兵，其端亦原于正供。臺地產榖之區，頗艱銀貨，故昔人因地定賦，有供粟而無地丁，雖有勻丁雜稅，為數無幾；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產榖不足；故以有易無，運臺榖以濟各郡之兵糈，發帑銀以給全臺之兵餉，各得其所，民間便之久矣。雖近時臺屬之正供不無折收，內地之兵米不無折放，船戶之運榖不無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需榖之時，猶可立備；一經改製，則內地永無得榖之期，臺地永無見銀之日，一旦實需其用，反費周章；其不便者一。臺屬貿易，俱用番餅，官民收用紋銀，皆仰給于臺餉，給兵之後，散佈民間，舍此則海外紋銀斷絕矣；其不便者二。全臺兵餉歲發銀二十一萬一千有奇，逢閏年發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又加餉銀六萬七千有奇。臺屬額征鹽課、叛產、官莊雜項錢糧捐款，盡數劃扣，歷年司中尚應發銀十四、五萬有奇。今以通臺運榖折價，即使年清無欠，裁十萬耳，不足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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