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他并不知道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只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之后又从出版社预支了我四百元稿费，因为我说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时。我已经开始受到批判。我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不可能出版，为了补偿这笔不多的稿费，我想到时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个了结，这便是我最后的心理负担。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给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写成这本书，也还得力于我那戏《车站》的禁波。既然这么一出生活抒情喜剧尚演变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一个靶子，我正著手的这言之无忌的数十万言的长篇岂不更酿成大罪？于是索解那社会、民族、伦理乃至于所谓作家的责任和与生俱来的所谓原罪，只面对我这母语，老而不衰的汉语，从容写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他尽可以革新创造，甚而至于信口开河，言之无物，玩弄语言，却必须尊重这语言本身拥有的规律、否则便无艺术可言。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来，古老的汉语获得了新生，能够更为贴切表达现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大批杰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个文家，却把汉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弄得面目可憎。当今用汉语写作的中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负与文学主张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为便是发挥汉语本身拥有的功能，使之足以并且更为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感受。这也是我写《灵山》的一个意图，以此表晚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
我也难以忍受另一种欧化的汉语，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纳入汉语，弄得不堪卒读。首先来自一些粗糙的译文，随后又进入到不少文学布品中去，竟被不仅西方语言的某些论者加以提倡，误认为是现代文风，连病句和文理不通也当作新，再海阔天空，加以诠释。殊不知，无论是见克特的简约，还是罗兰、巴尔特的铺陈，对语言的再创造也好，却或藉文本自行鲜说，他们用的法语都十分纯净。
对所谓语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导致汉语的复杂与混乱，未必可取，尽管这也是争取自由表述暗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段躁动，也该孕育出一种新鲜的汉语。而这种复杂，……
[续文学与玄学·关于《灵山》上一小节]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现今汉语语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加以规范时，大都藉助西方语言的语法，用西方语言关于词与句法的观念来解释，忽略了汉语自身结构的特点。这固然有助于汉语教学，编写供外人学汉语的教科书，或推广普通话，离汉语文学写作还相去甚远。
汉语本无时态形态上的区分，说“明天我走”，大可不必写成“你明天将要闻去”，像流行歌曲里的唱词。倘表现虚拟或条件，只诉诸词序、语助词或前置词即可，动词并无变化。譬如，“一看就有数”、也不必写成翻译，“如果怎样，于是将如何如何”，汉语仅用语气词或仅靠词序前后便可确定。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并无形态，词也可以灵括转变。“声音冰冷”不必写成“冰泠的声音”、“匆匆地跑来”不如“匆匆跑来”，“他气急败坏地宣告”，“地”大可不必，“更换著指挥捧”究竟是更换还是换了，“著”总归多余。汉语中、主语经常省略，宾语可以提前，“晒太阳”和“老爷子晒太阳”都不可能误会为太阳被晒了。汉语调和词组大可直接联缀，毫无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词或虚词滥用，句子长而不当，或本可点断却莫名其妙连缀一起，凡此种种，把汉语弄得不伦不类，文学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设了。
西方现代语言学与文论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又进一步加深了现代汉语的这种危机，因为他们的研究大都以西方语言和用西方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为依据，生硬照搬到汉语文学中来，自然弄出一种夹生的翻译。
老一辈语法学家对白话文的规范自然成绩很大。面临新的汉语文学语言，语言学的研究似乎一筹莫展。我妄自以为，倘将古汉语和当今活生生的口语加以对比，而不必套用西方语言的语法，会归纳出一套更符合汉语特的现代汉语语法，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也可另辟途径，因为现今的语言学理论都从欧洲的几种语言出发。这种译介如果不同汉语的语言结构进行对比，很容易导至汉语西化，而对于汉语的语言这研究至今似乎尚在门槛之外。
我并不反对从西方语言中引入新词新概念，乃至新句法，但以溶化到汉语自身拥有的结构中为宜。我写《灵山》一种现代汉语便以此作为一条原则。我并不认为固有的汉语足以表达现代人的一切感受，也不话为汉语已无可能进一步加以丰富，只不过语言上想有所创造，不能不先有点扎实的汉语功底。
可我也不主张回到古汉语中去，原则上甚至反对运用典故或已经僵死的成语写作，即使有时专为追求某种文，如同《灵山》中个别章节，也还避免堕人陈腔老调，因为古汉语的词章之美毕竟代替不了作家自己的创造。
对晚明小品的提倡，或对老舍的模仿，似乎是另一种倾向，不能不说是非常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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