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京时，查办重案多次。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多与其役。积年既久，更事渐多。且中经甲申、甲午两次战役，及累次外交胶葛，尤多有所阅历，名为部属，而于国家大事，颇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潜纪闻》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亲见之事，非仅耳食已也。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惜年来记性锐减，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
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处在乾清门东侧，屋只三椽，旁有小屋为茶房。堂官兼军机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须进内面陈，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对面，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俗所谓南屋也。余考军机时，入其室画到，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然其地极严重，平时无论何人，不得践其户也。其余如内阁、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过，虽各有大门大堂，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简陋尤甚。当时夙夜在公，事固不废，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军机处启事，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果数盘，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断不如是之节俭。当日枢臣，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
大学士名居揆席，非兼充军机大臣，几与闲曹无异。然位分不可亵，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满一汉，分东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于堂也。唯管部，则于部中添一正座，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亦沿称为中堂焉。
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国初，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同光以降，则专以翰林编检，及各部郎中员外，考取序补。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积资开坊；部员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愿考御史。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亦不过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至满御史，尤系不得志者所为，偶有建白，多系受人请托。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岁将阑矣，满御史又该说话矣。”盖听政日久，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动为言官所指摘。余过天津，与余言之切齿，谓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笔墨，咄咄逼人，实有令人生厌处。但瑕瑜参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强御；或平日缄口不言，遇有要政，独能力排众议，侃侃直争者，皆不愧“拾遗补阙”四字，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议者，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
从前给事中、御史，例准风闻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专摺条陈时政，弹劾官邪。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其余如编检、部司员、阁中书等官，如有陈奏，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京官纷纷具摺参劾。直督张（树声）之子张翰卿，联合六部司员，会衔具奏，而适少吏部之人，托王可庄与余言，写好摺子，要余领衔。余曰：“此事关系国体，衮衮诸公，自能力争；我们草茅新进，何必越职言事。”语次流涎摺上。可庄曰：“不列衔便是，何必糟蹋摺子。”余曰：“流涎却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写便摺子，叫我领衔，我虽初出茅庐，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寝。甲申、甲午之役，议论尤多，风气尤盛，余绝不轻发一言，所谓我无言责是也。唯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从前国有大事，则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尚书、侍郎也，九卿则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堂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各堂官也。名为会议，实在主管衙门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门应回避者，另推一衙门主稿。在内阁会议同意者，即行画稿；不同意者，或单衔具奏，或联合数人另奏，然究属少见。且议案虽取会同，而决议究以主管衙门为重。譬如从祀孔庙之案，或有异议，究须归礼部作主也。总之，纪纲整肃，无权利可争，无意气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从前易名之典限制甚严，朝臣非有勋望不得予谥。后来恩典渐宽，大学士尚书死后多予谥，然督抚得谥仍从严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抚，死后无谥。嗣文正以师傅入直军机，疆吏特据士民公呈，奏请予谥。孝钦阅摺后，乃对军机曰：“李殿图若果应谥，何以当时不办，乃事阅多年，始行奏请？”恭邸即对曰：“李殿图即李鸿藻之父。在任时确有政绩，士民日久不忘，呈请督抚乞恩；督抚据情转奏，并无冒滥。”孝钦曰：“汝们早不说，几几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谥。文正登时磕头谢恩。此次召对，虽不免夹杂私话，然王道不外人情。当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鱼藻之雅，都下播为美谈，无有加以訾议者。惟是枢密之地，语稍涉私，便不免传播，亦足见一时朝纲之肃也。
天子舆服旧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蓝袍，不穿补服。非逢五逢十并不挂朝珠。坐垫只用蓝缎，殿内陈设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联竟用白纸黑字。门皆朱门，未见有所谓黄门者。其殆以黄为俗物而嫌败意欤，抑以黄为正色而亵御不轻用耶。然外间一遇御字，则无不饰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厢黄旗（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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