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具。此殆如欧洲之油画，非在相当之距离，值适宜之光线，未易睹其优点者，足以见当时人对于绘画之鉴赏力也。《庄子》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所谓众史皆至，颇近宋、明画院之体制。其以解衣般礴之史为真画者，殆如近代国内之尊写意而薄工笔，欧洲之尚表现派而绌古典派矣。《吕氏春秋》以画者之仪发而易貌，为等于射者之仪毫而失墙，明画者当有扼要之识力，《韩非子》称画之最难者为犬、马而易者为鬼魅，可以见当日偏重写实之趋向，均理论之重要者也。
石鼓文
钟鼎款识，均用刀勒，其体与甲骨文字相等。其时又有竹书漆字，郑玄、卢植等均称为科斗文。王隐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周宣王时（西元前八二七至前七八二），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如囿之作 ，员之作鼎，祷斋祟之作 ，堵城埤之作 ，大抵视古文为繁缛，殆基于文字上求美观之意识。今北平所保存之石鼓文，相传为此时所勒，字体茂密，诚与金器款识不同。及秦代，李斯又齐同各国文字，定为小篆。今所传瑯琊、泰山等刻石，体皆圆长；而秦权铭文则变为方扁，但均与石鼓文不同。时又有程邈作隶书，为晋以后行楷书所自出，而蒙恬始以兔毫为笔，供以后二千年间书画之利用而推广，其功亦不可忘焉。
自汉初至唐末，凡千一百十二年（西元前二○六年至西元九○六年），在此一时期中，各体书画，均有著名之作品；内容之复杂，形式之变化，几已应有尽有。收藏鉴赏，代有其人，理论渐出专著。书画二者，既被确定为美术品，而且被认为有同等之价值者，故谓之成熟时期。
人物画，前时期已有之，而此时期中至为发展。有画古人者，如汉武帝使黄门画者画周公助成王之图赐霍光；献帝时所建之成都学周公礼殿，画三皇五帝三代之君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于壁间；杨修之严君平卖卜图；唐阎立德之右军点翰图等是也。有画同时人者，如汉宣帝画功臣之像于麒麟阁，并题其氏名官爵，唐阎立德画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顾恺之图裴楷，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明殊胜。梁武帝以诸王在外，思之，遣张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是也。有画外人者，如汉成帝画匈奴休屠王后之像于宫壁，唐阎立德作王会图及职贡图，画异方人物诡怪之质；其弟立本奉诏画外国图，张萱之日本女骑图，周昉之天竺女人图等皆是；而唐之胡瓌、胡虔，以图画番族擅长，在宣和画谱中，瓌所作番族画六十有六，虔所作四十有四也。
人物画中之特别者为鬼神。前时期中《楚辞·天问》之壁画，已启其端；至汉代鲁灵光殿之壁画，与之类似。其他若武帝甘泉宫之天地、太乙诸鬼神，武荣祠所刻海神、雷公、北斗星君、啖人鬼，皆本于古代神话者也。明帝时，佛教输入，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是为佛像传布之始。三国时，吴人曹不兴以善画人物名，见天竺僧康僧会所携西国佛画像，乃范写之，盛传天下。其弟子卫勃作七佛图，于是有佛画名家矣。晋代顾恺之在瓦官寺画维摩诘一躯，观者所施，得百万钱。南北朝，佛教盛行，北方有多数石窟之造像，
吴道玄《释迦降生图》
而南方则有多数寺院之壁画；其时以画佛著名者甚多，在南以张僧繇为最，在北以杨乞德、曹仲达为最。张僧繇尝遍画凹凸花于一乘寺，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北魏时，道士寇谦之等，效佛徒所为，设为图像，于是道教画与佛画并行；唐以李氏托始于老子，道教流行，图像更盛；但佛像与道教像往往并出一手，如唐阎立本既有维摩、孔雀明王、观音感应等佛像，而又有三清、元始、太上西升经等道教像；吴道玄既有阿弥陀佛、三方如来等像及佛会图，而又有木纹天尊、太阳帝君等像及列圣朝元图，是也。唐之中宗，禁画道相于佛寺，则知前此本有道、释混合之习惯，而至此始划分之。
顾恺之《女史箴图》
故事画、人物画本多涉故事，而此时期故事画之较为复杂者，辄与文艺相关。相传汉刘褒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云汉、北风，皆《诗经》篇名。其后如卫协之毛诗北风图，毛诗黍离图；戴逵之渔父图、十九首诗图，皆其例也。而流传至今者，惟有顾恺之之女史箴图卷，自《宣和画谱》以至《石渠宝笈》等书，均载及之；清乾隆时，尚存于北京内府御书房中，经义和团之变，流入英国，现存伦敦博物馆中。
人物画中之士女，在此时期，亦渐演为专精之一种。汉蔡邕之小列女图、王廙之列女传仁智图、陈公恩之列女传仁智图、列女传贞节图，已开其端，尚以《列女传》为凭借。顾恺之之三天女美人图，孙尚之之美人诗意图，已专画美人。至唐而有张萱、周昉，始以士女名家。
动物、植物之描画，已起于前时期。在此时期中，亦渐有确定之范围。汉之武荣祠，有虎、马、鱼、鸟及蓂荚等图，镜背有勒蜂、蝶、鹊、鸽与蒲桃者。又史称汉文帝在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及晋而有顾恺之之凫雁水洋图，顾景秀之蝉雀图，史道硕之八骏图等。及唐而始有曹霸、韩幹等以画马名，戴嵩以画牛名，韦偃、刁光胤以戏猫图名，边鸾、周滉以花鸟名。
宫室之画，前期所有。汉以后，如史道硕之金谷园图，梁元帝之游春苑图，亦其一类。至隋而始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以台阁擅长。
画之中有为此时期所创造而发展甚速者，山水画是也。载籍所传，戴逵之吴中溪山邑居图，顾恺之之雪霁望五老峰图，殆为山水画中之最古者。其后宗炳作山水序，梁元帝作山水松石格，足见山水画流行之广。至唐而有三大家：（1）吴道玄，行笔纵放，如风雨骤至，雷电交作，一变前人陆展等细巧之习。（2）李思训，画着色山水，笔势遒劲，金碧辉映，时人谓之大李将军；其子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称小李将军，是为北宗。（3）王维，善泼墨山水，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生尘外，怪生笔端。始用渲淡，一变拘研之法，是谓南宗。山水画发展之远大，于此可见。
此千余年间，画之种类渐增，分工渐密，人物画之蕃变，已造极点。山水画亦已为后人开无数法门矣。
书之进化，与画稍有不同。随时代之需要而促多数善书者之注意，汉代流传最多者，为篆、隶、分三体。自晋以后，竞为楷法，以行、草辅之。其他各体，偶有参用而已。
汉人近承周、秦，用篆尚多；在钟鼎上有类似秦刻石文者，如孝成、上林诸鼎是；有类似秦权文者，如汾阴、好畴诸鼎是；有体近扁僇者，如绥和鼎铭等是；有偏于方折者，如陶陵鼎铭是。其在瓦当文，往往体兼圆方；惟转婴柞舍，六畜蕃息等文，则偏于方折。其在印章，则匀齐圆润，不涉支蔓。其在泉币及镜背，则类似秦权，间参隶势。其在石刻，则尚存二十余种，其中以三公山之苍古，少室神道阙与开母庙石阙铭之茂密，为最有价值焉。三国，有吴碑二，苏建所书之封禅国山碑，以雅健称；皇象所书之天发神谶碑以奇伟称焉。自晋初以至隋末，凡三百五十三年，以能篆著称者，不过二十六人；唐代二百八十八年，能篆者八十一人。唐代时期较短，而能篆者几三倍于前时期，殆有篆学中兴之象。但前时期之二十六人中，有著《汉书》之班固与著《后汉书》之范晔，以草书著名之卫瓘，著《玉篇》之顾野王，撰集古今文字之江式，均非专以一技名者。而妇女中，亦有庾亮妻荀夫人，以兼善正行篆隶，于韦续《九品书人论》中，占上之下云。唐代八十一人中，有以楷书著名之欧阳询，著《书断》之张怀瓘；且有功业彪炳之李德裕，篆题阎立本之太宗步辇图，可称两美。其最以书法自负者为李阳冰，以直接秦刻石自任，所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者也。所书有谦卦爻辞、三坟碑、滑台新驿记等。其在缙云者，有孔子庙记、城隍神记及般若台铭三碑，篆文最细瘦。欧阳修（《集古录》）谓：“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然时有数字笔画伟劲者，乃真迹也。”赵明诚（《金石录》）则谓：“此数碑皆阳冰在肃宗朝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英年所篆，笔法愈淳劲，理应如此也。”又有大历二年及三年瞿令问所书之元结峿台、浯溪、唐庼三铭，垂画甚长，亦仿秦篆者。其后有李灵省，为欧阳氏所注意，谓：“唐世篆法，自李阳冰以后，寂然未有显于当世而能自成名家者，灵省所书阳公碣，笔画甚可嘉。”盖灵省曾为阳公旧隐碣篆额也。
八分书为汉人刻意求工之体（分与隶之别，异说至多；今从包世臣说，以笔近篆而体近真者为隶，笔势左右分布相背者为八分）。最工于此者为蔡邕，其最大之作品，为熹平四年之石经，即《后汉书》列传所谓：“邕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者也。”然传称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 、张驯、韩说、单飏等正定六经文字；而石经残本，于《公羊传》后有赵 、刘宏、张文、苏陵、傅桢等题名；《论语》后有左立、孙表等题名；故洪适（《隶释》）谓：“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其他若华山、鲁峻、夏承、谯敏等碑，有疑出邕手者，皆未可信。其他师宜官、梁鹄（或云孔羡碑为鹄书，然未确）、邯郸淳及蜀诸葛亮等，虽以善八分著，而作品亦未能确指。现在所见八分书各碑，除武班碑为纪伯元书、卫方碑为朱登书、樊敏碑为刘懆书外，虽均未能确定为何人所书，而每一种均各有独到之点，非工书者不能为。康有为谓：“骏爽则有景君、封龙山、冯绲；疏宕则有西狄颂、孔庙、张寿；高浑则有杨孟文、杨著、夏承；丰茂则有东海庙、孔谦校官；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虚和则有乙瑛、史晨；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秀韵则有曹全、元孙；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非溢美之言也。
汉石经残字
自晋至隋，以善八分称者不过十人；而善草书之索靖，善隶行草书之王羲之，皆与焉。有陈畅曾书晋宫观城门，刘瓌之题太极殿牓。有唐一代，工八分者，百五十余人，而苦吟之贾岛，善哭之唐衢，作《法书要录》及《历代名画记》之张彦远皆与焉。欧阳修谓：“唐世分隶名家者，四人而已，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及史惟则也。”杜甫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云：“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史惟则外，又有史怀则，亦善八分，疑为昆弟。又有韩秀弼、韩秀石、韩秀荣三人，亦同时以八分书碑，疑亦昆弟也。李邕以真行著，而分书亦称道逸；《旧唐书》称：“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张廷珪以八分书之。”廷珪分书之精，于此可见矣。
隶为秦、汉间胥吏应用之书体，不常用以刻石；汉石刻中，如永光三处阁道、开通褒斜道、裴岑纪功碑等，皆仅见之作也。其后稍稍参用八分书之波磔，则演为魏、晋以后之隶书，即后世所称为楷书，或真书，或正书者。自晋以后，公私文书，科举考试，经籍印行，无不用此体者，等于秦以前之篆矣。而美术性质之隶书，则托始于魏、晋之钟、王。
王羲之《黄庭经》之一节
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及受禅表两石刻，相传为钟繇所书，然未能证实也。相传繇之墨迹，有贺捷、力命、荐季直诸表，及宣示帖等。其子会及其外孙荀勗，均能传其笔法。及晋王导，携其宣示帖渡江，导从子羲之，先学于卫夫人铄，嗣后参酌钟繇及李斯、曹喜、蔡邕、梁鹄、张昶之法，自成一家。所写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孝女曹娥碑等，被推为“古今之冠”。羲之子献之。“幼学父书，次习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别传）所书有洛神赋、保母李意如圹志等。嗣后言隶书者，恒言师钟、王；或曰师王祖钟；或日出于大王（羲之），或曰师资小王；或曰书宗二王。虽繇同时之卫觊，二王同时之羊欣等，均未能与之抗衡也。晋代以隶书名者百十余人，其为受钟、王之影响无疑。嗣是而宋二十六人，齐二十三人，梁三十二人，陈十六人。中如陶宏景者，以所书瘗鹤铭，为后代所宗仰；然张怀瓘（《书断》）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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