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就能帮我们证明“我是我”——住酒店、坐高铁、办业务，刷一下就能完成身份核验。可在没有指纹识别、没有人脸识别的古代，人们出门在外，该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
从先秦贵族专属的玉节，到商鞅变法时的竹制照身帖；从隋唐等级森严的鱼符，到明清精细防伪的牙牌……古代的“身份证”，不仅形态千奇百怪，还藏着满满的时代印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小小的身份凭证背后，不仅是古人的智慧，更见证了一个时代从等级管控到逐步走向文明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就顺着历史的脉络，解锁古代“身份证”的演变史。
一、先秦：贵族专属的“身份信物”，平民无资格拥有
在先秦时期，“身份凭证”是贵族的“专属特权”，普通平民根本没有固定的身份标识。当时的人们用“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权限，这也是中国古代身份凭证的源头。
《周礼》中就有明确记载，不同身份、不同用途的符节，材质和样式都不一样。比如，守卫诸侯国边境的官员，用的是“玉节”；而周天子王畿内采邑的官员，用的则是“角节”——玉的珍贵程度远高于角，这也体现了身份的等级差异。
如果是诸侯国之间的使者往来，符节的样式会更有针对性：去东方出使的用“虎节”，去南方的用“人节”，去西方的用“龙节”。这些符节大多是金属制成的，上面刻有独特的纹饰和铭文，相当于当时的“身份编码”，别人很难伪造。
不过，这些精美的符节，跟平民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那个“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平民不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份就是“被管理者”——他们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居住地，不需要远行，自然也不需要身份凭证。这种“贵族专属”的身份凭证体系，也反映了先秦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
二、战国-秦朝：从“照身帖”到“验与传”，平民首次有了“身份证”
真正让“身份凭证”走进平民生活的，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加强对人口的管控，防止有人逃避兵役和劳役，发明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身份证雏形”——照身帖。
战国·照身帖：商鞅变法的“管控利器”，还坑了自己
照身帖是用竹板或木板制成的，上面刻着持有人的姓名、籍贯、职业，还有简单的面部特征（比如“面白、无须”），最后加盖官府的红印，相当于当时的“官方认证”。商鞅规定，秦国的百姓出门必须随身携带照身帖，否则不能入住客栈、不能出入城关，甚至连找工作都会受限制。
1975年，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发现了关于照身帖的记载：如果有外来的游士没有照身帖，那么他所在县的官员会被处罚“罚铠甲一件”，还要负责追查他的去向。这足以说明，当时的照身帖制度执行得有多严格。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制度最后还“坑”了商鞅自己。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政敌陷害，被迫逃亡。他逃到秦国边境的一家客栈，想住宿时，客栈老板要求他出示照身帖。商鞅没有随身携带，老板无奈地说：“商君的法令规定，没有照身帖不能住宿，我要是收留你，会被治罪的。” 最终，商鞅没能成功逃亡，被抓后车裂而死。可以说，商鞅是“作茧自缚”，死在了自己发明的制度下。
秦朝·验与传：身份与出行的“双重保险”
秦统一六国后，在照身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身份管理制度，发明了“验”和“传”两种凭证。这两种凭证分工明确，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和“通行证”的结合体。
“验”是平民的身份凭证，用竹片制成，上面记录着姓名、年龄、籍贯、体貌特征等基本信息，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主要用于身份核验。而“传”是通行凭证，信息比“验”更详细，除了个人信息，还包括出行事由、目的地、发放年月日等，需要官府审核后签发，相当于现在的“出行证明”。
秦朝规定，百姓出门必须同时持有“验”和“传”，缺一不可。比如，有人要从咸阳去邯郸，必须先向当地官府申请“传”，说明出行目的（比如“探亲”“经商”），官府审核通过后，会在“传”上加盖官印，同时核对“验”上的信息。这样一来，既能防止有人冒充他人，也能防止百姓逃避兵役和劳役，实现了对人口的制度化管控。
三、汉代：符与传的“体系化升级”，防伪手段更严密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身份管理制度，又对“符”和“传”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更体系化的身份认证体系。汉代的身份凭证，依然分为“高级身份凭证”和“平民身份凭证”两类，等级差异依然明显。
高级凭证：符节与印绶，权力的“象征”
汉代的“符节”，不再只是简单的身份凭证，更是传达命令、调遣军队的重要工具。符节通常是“分执两半”的，一半由皇帝保管，一半由相关官员或将领保管，需要传达命令时，必须将两半符节合在一起，验证无误后才能执行命令——这就是“合符验证”。
最著名的就是“苏武持节牧羊”的故事。汉武帝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匈奴人多次威逼利诱，想让他投降，但苏武始终手持汉节，坚守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汉节上的牦牛尾都掉光了，他也没有放弃。这里的“汉节”，就是汉代高级官员的身份和权力凭证，更是国家尊严的象征。
除了符节，汉代还有“符牌”和“印绶”。符牌是官员的身份标识，材质和样式对应着不同的官阶；而“印绶”是官印和系印的丝带，不同等级的官员，印绶的颜色和材质也不一样——比如，丞相、太尉用的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用的是“银印青绶”。汉代还实行“除书”（任命文书）和“印绶”的双重保险制度，只有同时持有除书和印绶，才能证明自己的官员身份，防止有人冒充官员。
平民凭证：传的“精细化管理”，一式两份防伪造
汉代平民的通行凭证依然是“传”，但制度比秦朝更精细化。1930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居延地区发现的“居延汉简”中，就有大量关于“传”的记载。这些汉简上的“传”，不仅记录了出行人的身份背景、出行目的，甚至还记录了随身携带的钱财数量。
更厉害的是，汉代的“传”实行“一式两份”的制度：一份由申请者持有，作为通行凭证；另一份由官府存档，方便后续核查。申请“传”时，需要经过乡、县两级官府的审核，审核通过后加盖官印才能生效。而且，“传”上还会详细记录出行人的体貌特征，比如“身高七尺二寸、肤色黑、有须”，这样一来，即使“传”被伪造，关卡的守卫也能通过体貌特征进行核对，大大降低了伪造的可能性。
四、魏晋南北朝：黄籍与白籍，户籍与身份的“绑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给身份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政府发明了“黄籍”和“白籍”两种身份凭证，将身份与户籍紧密绑定在一起。
“黄籍”是土著良民的“身份证”，用黄色的纸张书写（也有说法是用黄麻纸），上面记录着户主及家族成员的信息、田地数量等。黄籍是当时最核心的身份凭证，只有持有黄籍，才能拥有土地、参与察举制（选拔官员的制度）、结婚等。如果黄籍丢失或被涂改，不仅可能失去居民身份，甚至可能被划入“贱籍”，失去人身自由。
“白籍”则是外来户的“临时居住证”。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人南迁，这些南迁的人口被称为“侨人”。政府为了安抚他们，给他们发放了“白籍”，持有白籍的侨人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的优惠政策。不过，白籍只是临时凭证，后来政府推行“土断”政策，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侨人纳入当地户籍，白籍也随之转为黄籍。
在这个时期，人们出行依然需要携带“传”，并且要在“传”上注明自己是“黄籍”还是“白籍”。如果身份信息与凭证不符，就可能被关卡的守卫处罚。而权贵阶层依然使用符节，不同材质的符节对应着不同的权力，等级差异依然十分明显。
五、隋唐：鱼符与龟符，等级与防伪的“巅峰之作”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的身份凭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鱼符”和“龟符”。这两种凭证不仅造型精美，而且等级森严，防伪手段也非常成熟，堪称古代身份凭证的“巅峰之作”。
鱼符：身份与品级的“可视化象征”
鱼符是隋唐时期官员的主要身份凭证，它的材质和样式，直接与官员的品级挂钩，相当于现在的“等级徽章”。根据史料记载，太子使用的鱼符是玉质的，亲王的是金质的，官员的则是铜质的。除了鱼符本身，官员还会佩戴“鱼袋”——鱼袋是用来装鱼符的袋子，袋子的装饰也能区分品级：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用金饰，五品以上的用银饰，九品以下的官员则没有鱼袋。
鱼符的功能非常广泛，不仅可以证明身份，还能用于出入宫廷、调遣军队等。比如，调遣军队时，需要将鱼符分为左右两半，左符下发给军队将领，右符由皇帝或中央政府保管，将领接到命令后，需要将左右符合在一起验证无误，才能调动军队——这就是“合符制度”，防伪效果非常好。
龟符：武周时期的“特色凭证”，催生“金龟婿”典故
武则天称帝后，改国号为“周”，为了体现自己的统治特色，她将鱼符改为了“龟符”。龟在古代象征着长寿和祥瑞，用龟符作为身份凭证，也寄托了武则天对统治长久的期望。
龟符的等级制度和鱼符类似，也是根据材质区分品级：三品以上官员使用金龟符，四品的用银龟符，五品的用铜龟符。而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金龟婿”，就源于此——当时人们认为，能佩戴金龟符的官员，品级高、地位显赫，所以把嫁入这样的家庭的女儿，称为“嫁得金龟婿”。不过，武则天去世后，龟符又被恢复成了鱼符。
平民凭证：过所与公验，日常通行的“必备证件”
隋唐时期的平民，依然没有像官员那样精美的身份凭证，他们的身份认证主要依赖户籍和“过所”“公验”。“过所”是平民日常通行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需要向官府申请，说明出行目的、目的地等信息，审核通过后加盖官印才能生效。
而“公验”则是针对特殊群体的凭证，比如商人。商人外出经商，需要携带“公验”和“市籍”（商人的户籍），“公验”上会记录商人的身份信息、经商范围等，方便关卡核查。此外，僧人、道士也有专门的身份凭证，比如僧人用的“度牒”和“戒牒”，度牒是政府颁发的出家证明，戒牒是佛教寺院颁发的受戒证明，只有同时持有这两种凭证，才能证明自己的僧人身份。
六、宋辽金元：鱼袋与宣牌，身份凭证的“轻量化”趋势
到了宋代，身份凭证出现了“轻量化”的趋势。宋代的官员不再使用鱼符，而是直接将“鱼袋”作为身份标识——鱼袋的颜色和装饰依然对应着官员的品级，三品以上用金鱼袋，五品以上用银鱼袋，通过鱼袋的颜色，就能一眼看出官员的等级。
除了鱼袋，宋代还推行了“宣牌”制度。宣牌最初是特权凭证，到了南宋时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中央政府使用“御宝宣牌”，地方政府使用“同牌宣牌”，乡军和巡检等基层官员也有专用的牌符。宣牌的材质大多是木质或金属，上面刻有官员的身份信息和权限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
元代建立后，继承了宋代的宣牌制度，并将其纳入了“怯薛军”（元代的禁卫军）体系。元代的宣牌主要授予蒙古和色目贵族，地位越高的人，宣牌的材质越珍贵——比如，达鲁花赤（元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佩戴的是镀金宣牌，而汉人文官大多使用素面的木质宣牌，等级差异依然十分明显。
七、明清：牙牌与腰牌，精细化与防伪的“终极升级”
明清时期，身份凭证的管理更加精细化，防伪手段也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牙牌”和“腰牌”。
明代·牙牌：出入宫廷的“高端通行证”
明代的牙牌，是官员出入紫禁城的“必备通行证”，也是身份和权限的象征。牙牌的材质多样，有象牙、兽骨、金属，也有木质的，不同材质对应着不同的身份等级：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或金属牙牌，六品以下的使用木质牙牌。
牙牌上刻有官员的姓名、官职、所属衙门，还会按用途进行分类，比如“勋”（勋贵）、“亲”（皇室亲属）、“文”（文官）、“武”（武官）、“乐”（乐师）等。为了区分等级，牙牌的挂绳颜色也不一样，比如文官用青色挂绳，武官用红色挂绳。更厉害的是，牙牌的背面还有防伪纹饰，比如龙纹、凤纹等，普通人很难伪造。
清代·腰牌：记录详细的“身份说明书”
清代将牙牌演变成了“腰牌”，腰牌的使用范围比牙牌更广泛，不仅官员可以使用，一些宫廷侍卫、太监、宫女也能使用。腰牌上的信息记录得非常详细，除了姓名、官职、所属衙门，还会详细描述持有人的面部特征，比如“面白、无须、身高五尺八寸”，相当于现在的“带照片的身份证”。
清代腰牌的材质和装饰也非常多样，有玉质、金质、银质的，也有木质、骨质的，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材质的腰牌。比如，皇室成员使用玉质腰牌，官员使用金属腰牌，普通侍卫使用木质腰牌。
平民凭证：户贴、黄册与路引，保甲制度下的“严格管控”
明清时期的平民，身份管理依然依赖户籍和“路引”。明代推行“户贴”和“黄册”制度：“户贴”是政府颁发给每户人家的户籍证明，上面记录着户主及家庭成员的信息；“黄册”是更详细的户籍档案，每十年编制一次，记录着每户人家的人口、田地、赋税等信息。
清代则推行“保甲制”和“门牌”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户人家都要悬挂“门牌”，上面记录着户主姓名、家庭成员、职业等信息。平民出门必须申请“路引”，路引上要注明出行目的、目的地、体貌特征等信息，还要有邻里或保长的担保，经过官府审核加盖官印后才能生效。
为了防止伪造，明清时期的路引还采用了特殊的防伪技术，比如使用特殊的墨汁、加盖骑缝章等。如果有人没有路引擅自出行，或者使用伪造的路引，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八、古今对比：从“管控工具”到“权利凭证”，文明的伟大跨越
梳理完古代“身份证”的演变史，我们会发现，古代的身份凭证和现代的身份证，虽然都是“证明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但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
古代的身份凭证，核心是“管控”——它是统治阶级管理人口、征发赋役、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从先秦时期的贵族专属符节，到明清时期的腰牌和路引，每一种身份凭证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权贵阶层的凭证材质精美、权限广泛，而平民的凭证简陋粗糙、限制繁多。古代的身份凭证，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流动，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特权。
而现代的身份证，核心是“保障”——它是确认公民身份、保障公民权利的凭证。现代身份证不分等级，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它的出现，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流动、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不过，古代身份凭证也并非毫无意义。从先秦的符节，到战国的照身帖，再到隋唐的鱼符、明清的腰牌，古代身份凭证的演变，见证了中国古代身份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也见证了社会的不断发展。晚清时期，1909年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和《户籍法》，首次赋予了户籍近代法律意义；民国时期，出现了全国性身份证的雏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身份证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居民身份证制度。
结语：一张“身份证”，一部文明史
从竹片制成的照身帖，到金属打造的鱼符；从等级森严的黄籍白籍，到精细化管理的牙牌腰牌……古代的“身份证”，不仅是古人证明身份的工具，更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它记录着等级制度的兴衰，也见证着社会对“人”的认知不断深化。
今天，我们手中的小小身份证，看似普通，却承载着千年的文明积淀。它不再是统治阶级的管控工具，而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凭证；它不再区分等级贵贱，而是彰显着“人人平等”的现代文明理念。了解古代“身份证”的历史，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张小小的卡片背后，是一个时代走向文明、走向对人尊重的伟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