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浊世中的务实理想主义者
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有这样一位矛盾而复杂的人物——他出身科举正途，却力主废除科举；他饱读儒家经典，却大兴洋务实业；他效忠清廷，却被革命领袖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他就是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齐名的“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张之洞。
《申报》评价其为“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新闻报》赞其为“诤臣、能臣、良臣”。梁启超甚至认为其“才力实过王安石、张居正”。这些看似矛盾的赞誉背后，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艰难跋涉的灵魂，一个试图用旧体制的砖瓦建造新大厦的匠人。
二、家世渊源：耕读传家的“东门张氏”
1. 迁徙与传承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县），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顺）。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明代永乐年间，始祖张本自山西洪洞迁至南皮，定居县城东门，逐渐形成“东门张氏”。这个家族虽非显赫世家，却恪守“耕读传家”的古训，代代重视教育。
2. 父亲的影响
父亲张锳（1791-1856）是张之洞人生第一个重要导师。张锳历任贵州安化、贵筑、威宁、古州同知，后升任兴义知府。在贵州任职期间，他有两件事为人称道：一是每到深夜，派差役挑油篓巡城，见有读书人挑灯夜读，便添加灯油，成为“加油”典故的源头之一；二是重视教育，创办义学，聘请名师。张锳的务实作风和重视文教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年幼的张之洞。
3. 少年英才
张之洞自幼聪慧过人，四岁入塾，八岁读完四书五经，九岁习作诗文，十二岁出版第一本诗文集，被目为“神童”。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一时间名动京城。然而此后十年，他的科举之路却意外停滞——直到1863年，26岁的张之洞才考中进士，位列探花（一甲第三名）。
这段“蛰伏期”反而成为张之洞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他广泛涉猎经世致用之学，结交名士，对时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入仕后，他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等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三、教育革新者：从“端品行”到“务实学”
1. 湖北学政的“清流”实践
1870年，33岁的张之洞出任湖北学政。这是其改革教育的起点。上任伊始，他便发布《輶轩语》，明确提出“端品行、务实学、增阅历、扩才识”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崇尚八股、空谈性理的学风下，这一主张可谓石破天惊。
张之洞创办经心书院（后改为两湖书院），大胆改革课程设置：除传统经学外，增设史学、算学、经济学等实用学科。他还将史籍赋论纳入科举备考范围，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举措。
最为人称道的是，张之洞捐出全部养廉银（清代官员的合法津贴）支持办学，离任时竟窘迫到无钱支付回京路费，不得不典当衣物。这种清廉政风，在腐败丛生的晚清官场实属罕见。
2. 四川学政的“三板斧”
1873年转任四川学政后，张之洞面对的是更为严重的教育乱象：科场腐败盛行，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学术氛围沉闷。他挥出“三板斧”：
第一斧：全省摸排。张之洞走遍四川各府县，实地考察学务，发现“川省僻远，书籍难得”是制约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第二斧：严惩贪腐。他查处多起科场舞弊案，整顿学政衙门，清退不合格教官，树立了考试纪律的权威。
第三斧：系统改革。创办尊经书院，并亲自编写《书目答问》和《輶轩语》作为教材与指南。《书目答问》收录2200余种经典典籍，为学子提供了系统读书门径；《輶轩语》则详细指导读书方法、写作技巧和治学态度。
3. 科举改革的破冰之举
在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期间，张之洞展现出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胆识。他发现考生袁昶（字爽秋）的试卷观点新颖、文采斐然，但风格与传统八股文大相径庭。主考官张光禄（时任礼部侍郎）认为此文“不合规矩”，主张不予录取。
面对僵化的上司，张之洞没有硬碰硬，而是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一方面耐心解释袁昶文章的独到之处，强调国家需要经世致用之才；另一方面在录取其他考生时适当妥协，维护了主考官的权威。最终，袁昶被破格录取，后来官至总理衙门大臣，成为晚清重要外交官，在庚子事变中因反对对外宣战而被杀，以忠烈名垂青史。
这一事件展现了张之洞成熟的政治智慧：既坚持原则，又懂得策略。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事风格，贯穿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四、京官岁月：奏章艺术的巅峰
1. 震动朝野的《熟权俄约利害折》
1879年，清廷派遣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事宜。不懂外交的崇厚在沙俄威逼利诱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割让伊犁周边大片领土，还赔款500万卢布，开放多处通商口岸。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哗然。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连夜撰写《熟权俄约利害折》，提出著名的“十不可许”：
不可许者一：伊犁虽还，然四面险要尽失，孤城难守
不可许者二：允俄通商西安、汉中，则西北门户洞开
不可许者三：赔款过巨，国库空虚
……
他进一步提出“缓索伊犁、急修武备”的战略主张：暂时搁置伊犁问题，抓紧时间整军备战，待实力增强后再行谈判。
这份奏折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文采斐然，在朝廷引起巨大反响。清廷最终拒绝批准条约，将崇厚革职问罪，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重新谈判。经过艰苦交涉，1881年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仍需赔款900万卢布，但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较之原约挽回大量权益。
2. “午门护军案”中的政治智慧
1880年发生的“午门护军案”，更加凸显张之洞的奏章艺术和政治胆识。
事情起因很简单：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李三顺奉旨出宫送物，途经午门时未按规定接受检查，与护军发生冲突。慈禧闻讯大怒，要求严惩护军，多名护军将领被革职流放。
此案表面是执法纠纷，实则涉及晚清政治的核心矛盾——宦官干政。张之洞与陈宝琛联名上奏，但采取了极其巧妙的策略：
他没有直接为护军喊冤，而是从“严管太监，以肃宫禁”的角度切入，列举明朝宦官刘瑾、魏忠贤乱政的教训，强调“太监恣横，流弊甚大”。奏章写道：“倘此后太监等竟动称为奉旨，不服稽查，门户护卫何以执行职责？宫禁严肃何以维持？”
更妙的是，张之洞在奏章中建议：“不妨稍从宽大，以彰显皇太后、皇上如天之仁。”既给了慈禧台阶下，又达到了为护军减刑的目的。
这份奏折被恭亲王奕䜣赞为“这才是真奏章！”最终，慈禧部分采纳建议，护军刑罚得以减轻。张之洞通过此案确立了“清流党”领袖的地位，也展现了他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游刃有余的能力。
3. 为民请命的“东乡惨案”翻案
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发生骇人听闻的惨案：知县孙定扬横征暴敛，引发民变后，竟谎报“土匪造反”，导致省府派兵镇压，无辜平民2000余人被杀。此案经层层隐瞒，真相被掩盖。
张之洞得知后，详细调查取证，于1879年上《重案定拟未协折》，以确凿证据揭露真相。他痛陈：“东乡冤狱，死者二千余人，皆良民也。孙定扬欺罔杀人，罪不容诛。”
在他的坚持下，朝廷重审此案，最终将孙定扬等官员绳之以法，为受害者平反昭雪。此案成为晚清司法史上罕见的平民胜诉案例，张之洞“为民请命”的形象深入人心。
五、封疆大吏：从山西到两广的治理实践
1. 山西巡抚：洋务运动的起点
1881年，44岁的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开始了封疆大吏的生涯。他面对的山西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鸦片泛滥：全省“十室六烟”，劳动力严重流失
财政混乱：三十年账目从未清查，贪腐成风
民生凋敝：连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
张之洞推行综合治理方案：
第一，铁腕肃贪。他首先拿顶头上司、布政使葆亨开刀，查实其贪污事实后上奏弹劾。葆亨被革职，震动山西官场。随后清查三十年的财政积弊，追缴赃款，整顿税制。
第二，全面禁烟。设立戒烟局，配置戒烟药物；推动“退烟还耕”，奖励种植粮食作物；严惩鸦片贩子。三年间，山西鸦片种植面积减少七成。
第三，引进西学。张之洞做了一件在当时极为大胆的事——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政府顾问。李提摩太后来回忆：“张之洞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开明的官员。”在李氏建议下，山西创办了近代第一所洋务学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开设矿务、铁路、机械等课程。
第四，发展实业。设立山西机器局，创办火柴厂、织布厂等民用工业，开山西近代工业之先河。
张之洞在山西的三年，将一个“天下第一贫瘠”的省份治理得初见起色，也积累了宝贵的改革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从“清流言官”到“务实干吏”的转型。
2. 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的后勤大师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此时前线战事吃紧，而广东内部又存在严重将帅不和：前任总督张树声与钦差大臣彭玉麟矛盾公开化，严重影响战备。
张之洞展现了高超的协调能力：他尊重老将彭玉麟的权威，同时安抚张树声的情绪，巧妙化解矛盾。在人事安排上，他大胆起用两位“问题将领”——
刘永福：黑旗军领袖，原是反清义军，被招安后不受信任。张之洞力排众议，授予其军权，黑旗军后来在越南战场屡建奇功。
冯子材：年近七旬的老将，已解甲归田。张之洞“三顾茅庐”，请其出山，才有了后来的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大捷的幕后功臣
1885年3月的镇南关战役，是老将冯子材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对外战争胜利。但少有人知的是，张之洞为此战提供了关键支持：
后勤保障：张之洞调动广东、广西两省资源，为前线输送粮饷、弹药。当时运输条件极差，他组织民夫开辟运输线，确保物资供应。
战略支持：冯子材提出“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作战方案，遭到许多将领反对。张之洞力挺冯子材，给予其完全指挥权。
情报工作：张之洞通过外交渠道和民间网络，搜集法军动向，及时通报前线。
战役结果振奋人心：法军被歼千余人，司令尼格里重伤身亡，溃逃200余里，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前线将领唐景崧评价：“凉山之役，南皮（张之洞）实为功首。”
战后建设：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没有停下脚步。他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聘请外国教官，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恢复扩建广州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重建黄埔船厂，试制浅水炮舰。这些举措为华南地区的军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离开广东时，不仅还清了900万两战争外债，还实现了财政盈余。继任者李鸿章之兄李汉章在交接时感叹：“张公理财，真乃能臣！”
六、湖广总督十八年：打造“东方芝加哥”
1889年，52岁的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开启了他最为辉煌的十八年治鄂时期。在这片土地上，他将自己的改革理想付诸实践，将武汉从一个内陆港口，建设成为媲美芝加哥的近代化都市。
1. 铁路先驱：卢汉铁路的艰难诞生
张之洞到任后的第一大工程，就是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后改称京汉铁路）。在当时，这是一项充满争议的浩大工程：
争议重重：保守派以“破坏风水”“资敌便利”为由强烈反对；财政上预算高达4000万两白银，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技术上面临黄河天堑，中国尚无建造大型铁路桥的经验。
巧妙筹资：张之洞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但民间资本观望不前。最终他转向外资，与比利时达成协议：借款450万英镑（约合3375万两白银），年息5%，以铁路收益和部分盐税作保。这一模式成为后来中国铁路建设的范本。
技术攻坚：黄河铁路桥是最大难点。张之洞聘请德国工程师，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沉箱法施工。1903年大桥合龙时，他亲临现场，赋诗纪念：“一线穿南北，天堑变通途。”
1906年4月1日，全长1214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从北京到汉口的时间，从原来的一个月缩短至三天。铁路沿线兴起郑州、石家庄等新城市，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
2. 钢铁巨人：汉阳铁厂的亚洲第一
“今日之轨，他日之械”，张之洞深知钢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石。1890年，他开始筹建汉阳铁厂，目标直指“亚洲第一”。
选址之争：盛宣怀等建议将铁厂设在煤矿附近以节省成本，张之洞却坚持设在汉阳。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武汉水陆交通便利；二是便于政府监管；三是可以带动城市发展。这一决策虽增加成本，却使武汉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设备引进：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薛福成，从英国订购了全套冶炼设备，包括两座248立方米高炉、两座8吨转炉。这些设备通过海运到上海，再换江轮逆流而上，运输过程就是一场工程壮举。
技术困境：铁厂投产后遇到严重问题：大冶铁矿含磷过高，而引进的贝塞麦转炉无法脱磷，生产的钢铁易脆。铁厂一度陷入困境，被讥讽为“东亚最大败家子工程”。
张之洞没有放弃，他请来比利时和德国专家，改用马丁平炉法，并配建焦炭厂，终于攻克技术难关。到1908年，汉阳铁厂年产量达到7.5万吨，占全国产量的90%。
3. 军工基石：汉阳兵工厂的“汉阳造”
1895年，张之洞创办汉阳兵工厂，最初仿制德国88式步枪，定型为“汉阳八八式步枪”，俗称“汉阳造”。
这款步枪看似简单，却有几个划时代意义：
标准化生产：所有零件可以互换，是中国首次实现武器标准化
量产能力：巅峰时期月产步枪3000支、子弹百万发
使用广泛：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汉阳造”服役超过半个世纪，总产量超过100万支
汉阳兵工厂还生产山炮、机枪、弹药，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基地。1911年武昌起义时，新军使用的正是“汉阳造”，可以说张之洞无意中为推翻清王朝提供了武器。
4. 城市塑造者：“武汉之父”的遗产
张之洞的视野超越工业建设。他在武汉的十八年间，系统性地重塑了这座城市：
城市规划：在汉口开辟租界新区，修建沿江大道，建设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给水系统（既济水电公司）。
教育体系：创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武汉理工大学前身），形成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
商业金融：设立汉口商务局，鼓励民营经济；创办湖北官钱局，发行纸币；引进外资银行。
到20世纪初，武汉已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称赞：“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其所以能成为如此伟大之城市，张之洞之功不可没。”
七、时代变局中的抉择：甲午、维新与新政
1. 甲午战争：主战派的最后呐喊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张之洞正署理两江总督。他积极主战，做了三件事：
支援前线：从两江地区调拨饷银200万两，招募兵勇万人，租用英国商船运往北方。他甚至计划亲率军队跨海作战，收复朝鲜。
反对和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连上数折反对，指出条约“割台湾则东南屏障失，赔二亿则全国财力竭”。他提出“迁都再战”的极端建议：将朝廷暂迁西安，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持久作战。
虽然主战主张未被采纳，但张之洞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此次之败，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体制。不变法，不强兵，虽百战而百败。”
2. 戊戌变法：从支持到疏离
维新变法初期，张之洞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要支持者。他捐银5000两资助强学会，在湖广地区推行新政。但随着变法深入，张之洞与维新派产生分歧：
核心分歧：康有为提出“孔子纪年”，挑战清朝正统；张之洞则认为“保国保种保教”的前提是“保大清”。当康有为刊行《孔子改制考》，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时，张之洞彻底与维新派决裂。
另起炉灶：张之洞转而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主持笔政。他撰写《劝学篇》，系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
“中学”指儒家伦理、政治制度
“西学”指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方法
“体”是根本，“用”是工具，两者不可颠倒
这一理论成为清末改革的指导思想，甚至影响了日本的“和魂洋才”思想。光绪皇帝下令将《劝学篇》印发全国，作为官员必读书。
3. 清末新政：科举制度的终结者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张之洞成为新政核心人物，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江楚会奏三折》，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张之洞力主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他与袁世凯等联名上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人才一日不出，国势一日不振。”
9月2日，清廷颁布谕旨：“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至此终结。
张之洞这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最终成为它的掘墓人。这种“自我革命”的勇气，体现了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务实精神。
八、晚清四大名臣比较：张之洞的历史定位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比较，可以更清晰看到他的特点：
1. 恤民爱民
张之洞：湖北十八年，税赋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创办慈善机构救济贫民
左宗棠：西北用兵时“行军不扰民”，新疆屯田养民
李鸿章：淮军军纪差，有“刮地皮”之名
曾国藩：湘军早期有劫掠，后期整顿
2. 知兵善战
张之洞：中法战争后勤总调度，镇南关大捷幕后功臣
左宗棠：收复新疆，军事成就最高
李鸿章：创建淮军，但甲午战争指挥失误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战略家
3. 行政能力
张之洞：洋务建设成果最丰，影响最持久
李鸿章：办洋务最早，但多仰赖外资，自主性弱
左宗棠：西北建设有成效，但时间短
曾国藩：注重吏治，但民生建设有限
4. 为官清廉
张之洞：“终身不蓄财”，去世时无钱办丧事
左宗棠：同样清廉，但脾气暴躁
曾国藩：节俭自律，但为筹军饷默许部下搜刮
李鸿章：家族富可敌国，贪腐争议最大
综合来看，张之洞在“民生”和“建设”两方面最为突出。他的洋务成果不像李鸿章那样依赖外国，也不像左宗棠那样局限于西北，而是形成了系统、可持续的近代化模式。
九、历史评价与精神遗产
1. 生前身后名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悲愤中去世，临终前吟诵诗句：“君恩未报，臣志未申。”清廷赐谥“文襄”，与左宗棠同谥，这是对功臣的最高褒奖之一。
各方的评价耐人寻味：
孙中山：“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肯定其客观上为革命准备了物质和人才基础
毛泽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承认其工业化贡献
西方学者：“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2. 物质遗产
张之洞留下的实业，许多在新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汉阳铁厂演变为武汉钢铁公司
汉阳兵工厂成为解放军兵工企业
京汉铁路、粤汉铁路组成京广铁路大动脉
自强学堂发展为武汉大学
两湖书院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3. 精神遗产
“中体西用”的哲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一思路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务实改革的精神：不尚空谈，注重实践，在可行范围内推动渐进改革。
教育兴国的理念：坚信“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
清廉奉公的操守：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十、结语：转型时代的探索者
张之洞的一生，是晚清中国艰难转型的缩影。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一只脚留在儒家经典的土壤里，另一只脚已踏进机器轰鸣的工厂。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改革者：他的洋务企业效率低下，他的改革充满妥协，他效忠的清王朝最终覆灭。但正是这种不完美，展现了近代中国转型的真实困境——在没有现成道路的情况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张之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在行动。当别人空谈“夷夏之辨”时，他在建铁厂；当别人争论“体用之争”时，他在办学校；当别人哀叹“国运衰微”时，他在修铁路。
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张之洞像是一个老迈的泥瓦匠，试图用传统的材料建造现代的大厦。大厦最终坍塌了，但他探索过的地基、尝试过的结构，为后来的建设者提供了宝贵经验。”
今天，当我们在武汉看到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在武大欣赏樱花灿烂，在钢厂见证铁水奔流，不应忘记，这一切始于一百多年前，一个叫张之洞的老人，在这里播下了近代化的种子。
他或许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终极理想，但他确确实实推动中国，向着现代世界，艰难而坚定地，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