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九月，北宋京城开封的街头，出现了一幕令人动容的场景：数万百姓自发涌上街头，只为送一位老者最后一程。画师赶制的遗像被抢购一空，家家户户焚香祭拜，哭声震天。这位老者，就是刚刚逝世的司马光。
此时的他，身享文臣最高殊荣——谥号“文正”，被追封温国公，以一品礼制下葬。北宋宰相韩琦曾赞他“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今”，苏东坡称他“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连后来的梁启超都盛赞他编纂的《资治通鉴》是“天地间伟大著作”。
可谁也没想到，仅仅十年后，这份荣光便轰然崩塌。他的功德碑被砸，谥号被剥夺，甚至有人提议掘墓鞭尸，呕心沥血编纂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付之一炬。
从万人敬仰的“文正公”到险些身败名裂，司马光的一生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与挣扎？他为何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又为何能成为北宋儒学士大夫的典范？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传奇名臣的一生，解锁文脉深处的北宋风骨与时代困境。
一、家族文脉：清廉家风，滋养少年初心
1.1 祖上荣光与家道沉浮
司马光的家族，自带一层传奇滤镜——其祖上可追溯至西晋时期的司马孚，也就是三国枭雄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孚在西晋官至太傅，权倾一时，为家族奠定了深厚的文脉根基。不过，盛极必衰是历史常态，经过隋唐数百年的变迁，司马家族早已不复当年荣光，家道逐渐中落。
直到北宋建立，家族才迎来“复兴拐点”。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凭借自身努力考中进士，官至县令，虽然官职不高，却重新点燃了家族的仕途希望。而真正将家族声望推向新高度的，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
1.2 父亲司马池：北宋官场的“清流标杆”
公元1005年，司马池考中进士，恰逢北宋“咸平之治”后的稳定时期，他的仕途横跨仁宗朝初期，前后侍宦三十余年，始终以“清廉节俭、淡泊名利、公正严明”闻名官场，堪称北宋官场的“清流标杆”。
司马池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在担任光山县令期间，他从不欺压百姓，反而待民如子，事事为百姓着想。当时朝廷要求地方征购大量毛竹，用于修建宫殿，这对地处南方的光山县来说，本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司马池体恤民情，合理规划征购流程，公平分配任务，还主动为贫困百姓协调资源。百姓们深受感动，不仅没有怨言，反而主动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了征购任务。
除了施政爱民，司马池的个人品行也堪称典范。他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家中始终清贫。有一次，下属偷偷给他送了一份厚礼，被他严词拒绝，还当场告诫下属：“为官者当以百姓为重，若贪图私利，如何面对天下苍生？”
司马池的处世之道和施政理念，如同春雨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幼的司马光。后来司马光在回忆父亲时，曾深情地说：“吾少承父训，深知为官当清、为吏当正，此一生不敢忘。” 可以说，司马池的言传身教，为司马光后来的人生轨迹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二、少年初成：从“砸缸神童”到科举进士
2.1 出生结缘光山：名字里的乡愁与期许
公元1019年，即北宋天禧三年，司马光出生于河南信阳光山县。此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在光山县令任上，看着这个盼了许久的幼子，司马池满心欢喜，便以任职地“光山”的“光”字为其命名，取名“司马光”，字“君实”——“君实”二字，寄托了他对儿子的期许：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位正直、诚实的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出生的这个时代，堪称北宋“群星闪耀时”：柳永已在江湖漂泊，写下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千古名句；范仲淹年仅21岁，正在苦读备考，日后将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壮志豪情；包拯19岁，还在老家庐州潜心学习；欧阳修12岁，正跟随母亲在随州相依为命；而未来的宋仁宗赵祯，此时年仅9岁，已被立为太子。这些日后影响北宋历史的人物，与司马光共同见证了北宋最繁华的“仁宗盛治”的开启。
2.2 童年轶事：“砸缸救友”与“绝不撒谎”的铁律
提到司马光的童年，最家喻户晓的故事莫过于“砸缸救友”。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7岁时，与一群小伙伴在庭院里玩耍。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掉进了装满水的大缸里，其他孩子都吓得惊慌失措，要么大哭，要么逃跑。只有司马光异常冷静，他环顾四周，看到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便用力搬起石头，砸向水缸。水缸被砸破，水瞬间流出，掉进缸里的孩子也因此获救。
这个故事流传千年，成为“机智勇敢”的代名词，甚至被画成《小儿击瓮图》，在北宋时期就广为流传。不过，随着后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了一些质疑：首先，记载司马光生平最详细的《司马温公行状》中，并没有提及“砸缸救友”的事迹；其次，从技术层面来看，北宋时期能否烧出能容纳一个孩子的大型水缸，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当时的“缸”其实是“陶瓮”，体积较小，也更容易被砸破；还有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后世为了凸显司马光的聪慧，进行了艺术加工。
无论“砸缸救友”的真实性如何，司马光童年时期就展现出的“稳重”特质，是有明确记载的。而比“机智”更影响他一生的，是另一件小事——“拒绝撒谎”。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核桃，却剥不开坚硬的外皮。家里的丫鬟看到后，便帮他把核桃皮剥了下来。司马光拿着剥好的核桃，正好被姐姐看到，姐姐问他是谁剥的皮，司马光随口说了一句“是我自己剥的”。
这句话被父亲司马池听到了，他当场严厉批评了司马光：“君子当以诚为本，撒谎是最不可取的行为。” 面对父亲的批评，司马光深受触动，当场认错。从此，“绝不撒谎”成为他一生坚守的铁律，无论面对何种情况，他都始终保持诚实正直的品性。
2.3 学习特质：资质平平，却以勤奋补拙
与“神童”的标签不同，司马光自己并不认为自己天资聪颖。他曾在《资治通鉴》的序言中写道：“吾资质平平，不及他人，唯有勤能补拙。”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学习时需要反复诵读，才能将知识记牢，而不像有些天才那样过目不忘。
但司马光的学习态度，却远超同龄人。他八九岁时，就已经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稳重懂礼，别的孩子还在贪玩打闹时，他已经能静下心来读书。7岁那年，他偶然听到大人讲解《左传》，立刻被书中的历史故事吸引，从此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认真听，还会主动向大人请教，甚至能把听到的故事完整地复述出来。
这份对历史的热爱，成为他日后编纂《资治通鉴》的最初动力。而勤奋的学习态度，也为他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后来有人问他，为何能精通经史子集，他回答：“无他，唯熟读耳。我读一本书，必反复诵读，直到能脱口而出，才算真正掌握。”
2.4 科举入仕：拒绝恩荫，凭实力闯仕途
北宋时期，有一项特殊的“恩荫制度”——高官的子弟可以凭借父亲的官职，直接获得官职，无需参加科举考试。这项制度是朝廷对高官的一种福利，但也导致了官场的冗官问题，很多无才无德的官宦子弟凭借恩荫进入仕途，占据了大量官职资源。
司马光15岁时，就因为父亲司马池的官职，获得了恩荫得官的资格。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拒绝了这份“捷径”，还主动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堂兄。他对父亲说：“恩荫得来的官职，并非凭借自身实力，我想通过科举考试，靠自己的本事进入仕途。” 司马池非常支持儿子的决定，鼓励他潜心备考。
公元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参加科举考试，凭借扎实的学识，一举考中甲科第六名，成功进士及第，获得了太常寺奉礼郎的官阶。这一届科举，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时开封府的录取比例异常之高，很多官宦子弟扎堆报考，导致录取结果出现“不公平”的争议。朝廷最终调查后，废除了部分官宦子弟的成绩。而司马光因为父亲司马池的官职不算太高，且他的考试成绩确实优异，最终成绩得以保留。
科举入仕后，司马光被任命为华州判官。可刚上任不久，他就接到了父亲调任杭州的消息。为了能侍奉父亲，司马光主动向朝廷请求调任苏州判官——要知道，华州判官的职位前景更好，调任苏州相当于放弃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但司马光丝毫不在意，他认为“孝道为先”，此举也让他成为当时官场的“孝道楷模”。
三、宦海初航：嘉祐年间的成长与知己
3.1 早期仕途：体恤民情，践行民本思想
司马光的早期仕途，始终践行着父亲传承的“民本思想”。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朝廷为了加强边防，计划在东南地区增设弓手（相当于地方治安兵）。当时，司马光正在苏州任职，他得知此事后，立刻代父写下《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明确反对这一举措。
他在奏折中写道：“两浙地区百姓安居乐业，并无战乱隐患。增设弓手，不仅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还可能导致地方官借招兵之名欺压百姓。如今宋夏交战，边防需要兵力，但应从北方边境招募，而非惊扰东南百姓。” 这份奏折逻辑清晰，有理有据，最终被朝廷采纳，东南百姓也因此避免了一场额外的负担。
在此后的多年里，司马光辗转多地任职，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他都始终关注百姓疾苦。在并州任职时，他发现当地百姓因为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困苦，便主动向朝廷上书，请求减免当地赋税；在河中府任职时，他亲自巡查河堤，组织百姓加固堤坝，避免了洪水灾害的发生。这些举措，让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让他在官场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3.2 奉诏回京：跻身核心圈层，结识“嘉祐四友”
公元1057年，即嘉祐二年，司马光因为政绩突出，被朝廷奉诏回京，出任开封府推官。开封府是北宋的都城所在地，开封府推官虽然只是一个中级官职，但负责审理京城的案件，地位十分重要。而司马光的上司，正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时任开封知府的欧阳修。
欧阳修早就听说过司马光的才华和品行，对他十分赏识。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司马光的政务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他审理案件公正严明，从不徇私枉法，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不久后，司马光又调任三司度支勾院，直属领导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包青天”。
包拯以铁面无私著称，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但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却让包拯赞不绝口。他曾对人说：“司马光此人，做事认真，为人正直，将来必成大器。” 在欧阳修和包拯的悉心指导下，司马光逐渐跻身北宋官场的核心圈层。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司马光结识了三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当时，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也在三司任职，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国事、切磋诗文，见解常常不谋而合。加上同样才华出众的吕公著和韩维，四人被当时的官场称为“嘉祐四友”。
“嘉祐四友”的友谊，在当时传为佳话。他们都心怀天下，渴望为北宋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司马光曾在日记中写道：“与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晦叔（吕公著字晦叔）、持国（韩维字持国）论事，如饮醇酒，酣畅淋漓。” 谁也没想到，多年后，这份深厚的友谊会因为一场变法，变得支离破碎。
3.3 仁宗朝的滋养：宽容政治下的直言进谏
司马光在仁宗朝的成长，离不开当时“宽容政治”的环境。宋仁宗赵祯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仁君，他性格温和，善于纳谏，对大臣的直言进谏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司马光也养成了直言进谏的习惯。
有一次，宋仁宗想立自己的侄子赵曙为太子，却又犹豫不决。司马光得知后，直接上书直言：“太子是国之本，陛下年事已高，应早日确立太子，以安天下民心。” 这份奏折言辞恳切，却也直接触及了皇帝的敏感问题。但宋仁宗并没有生气，反而召见了司马光，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最终，宋仁宗采纳了司马光的建议，立赵曙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在仁宗朝的多年里，司马光多次上书进谏，内容涉及民生、军事、官场风气等多个方面。虽然他的一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宋仁宗始终对他宽容以待，从未因为他的直言而责罚他。司马光后来回忆仁宗朝时，曾感慨地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宽仁待下，虚心纳谏，此乃前所未有的好时代。” 这份对仁宗朝的眷恋，也成为他后来反对变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政见之争：与王安石的理想碰撞
4.1 变法背景：北宋的积贫积弱与改革呼声
宋仁宗去世后，宋英宗继位，但在位仅四年就病逝了，随后宋神宗赵顼继位。宋神宗是一位有抱负的皇帝，他继位时，北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积贫积弱”问题：一方面，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日益严重，朝廷的财政压力极大，百姓的赋税负担也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北宋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在与西夏、辽的战争中屡屡失利，丧失了大量土地。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渴望通过改革来改变北宋的困境。而此时，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正好契合了宋神宗的需求。王安石在基层任职多年，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旨在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军事力量、改善民生来实现北宋的复兴。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极为认可，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全面推行变法。一场影响北宋历史走向的“王安石变法”，就此拉开序幕。而这场变法，也成为司马光与王安石友谊破裂的导火索。
4.2 反对变法的根源：理念分歧与时代认知
当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时，司马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两人从昔日的好友，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政敌。很多人认为，司马光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保守固执”，但实际上，两人的分歧源于深层的理念差异和时代认知。
首先，在经济理念上，王安石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比如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贷款，农民收获后再连本带利归还，这样既能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也能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但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之财，不在民，则在官”，国家干预经济只会损害百姓的利益，导致官商勾结，最终加重百姓的负担。他主张通过“节流”的方式改善财政，即减少朝廷的开支，精简机构，淘汰冗官冗兵。
其次，在政治理念上，王安石主张“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认为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而司马光则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他认为北宋的制度是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只需要进行小修小补，而不是彻底变革。他对仁宗朝的制度极为眷恋，认为只要恢复仁宗朝的制度，就能让北宋重回盛世。
除此之外，两人的个人经历也导致了他们的分歧。王安石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具备很强的决策魄力和政策执行力，是一位实干型人才。而司马光虽然也在地方任职过，但更多的是从事文职工作，缺乏底层生活经验和基层行政事务的处理能力。他的道德标准极高，敢说真话，更适合做一位批评家或学者，而不是一位改革家。
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私德都堪称当世楷模。王安石一生清廉，从不贪图私利，甚至拒绝皇帝的赏赐；司马光也同样清廉节俭，晚年虽然身居高位，却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争论，纯粹是理念上的分歧，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正如司马光所说：“介甫与吾，趣向虽异，其情则同，皆为国家而已。”
4.3 激烈交锋：朝堂上的辩论与妥协
变法推行后，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堂上展开了多次激烈的辩论。有一次，宋神宗召集大臣讨论青苗法，司马光直言不讳地指出：“青苗法看似有利，实则有害。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会强迫百姓贷款，百姓到期无法偿还，就会被官府逼迫，最终家破人亡。”
王安石则反驳道：“青苗法是为了帮助百姓，官府发放贷款的利息远低于民间的高利贷。只要加强监管，就能避免强迫贷款的情况发生。” 两人各执一词，争论得面红耳赤，宋神宗也难以决断。
为了反对变法，司马光多次上书宋神宗，列举变法的弊端。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希望王安石能放弃变法。在信中，他写道：“介甫，你推行的新法，已经引起了天下百姓的不满。如果你能停止变法，恢复旧制，天下就能安定。” 王安石收到信后，回信反驳了司马光的观点，两人的友谊彻底破裂。
由于宋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的反对始终没有奏效。公元1071年，司马光见自己无法阻止变法，便主动向朝廷请求外放，出任西京御史台。此后的十五年里，司马光远离朝堂，潜心编纂《资治通鉴》，不再参与政治纷争。
五、元祐更化：全面废新法的争议与坚守
5.1 重返朝堂：高太后支持下的“更化”契机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宋哲宗继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一位保守派，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她掌权后，立刻召回了被外放的保守派大臣，包括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纯仁等人。同年，司马光被任命为副宰相，次年又升任宰相，全面主持朝政。
司马光重返朝堂后，立刻推行了“元祐更化”——也就是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恢复旧制。此时的司马光已经67岁，身体状况并不好，但他依然坚持亲自处理政务，决心要“拨乱反正”，让北宋重回仁宗朝的盛世。
5.2 全面废新法：雷厉风行与内部争议
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态度极为坚决，动作也极为迅速。公元1085年7月，他首先废除了保甲法；11月，废除方田均税法；12月，废除市易法和保马法；公元1086年3月，恢复差役法，废除免役法；8月，废除青苗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全面废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司马光的这一举措，不仅引起了变法派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保守派内部一些大臣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苏轼和范纯仁。苏轼认为，免役法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总体来说“益大于弊”，应该进行修改完善，而不是彻底废除。范纯仁也认为，废除新法应该循序渐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
面对内部的反对声音，司马光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对苏轼和范纯仁说：“新法是王安石推行的，已经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今我们必须彻底废除新法，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此时的司马光，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温和的学者，而是一位固执的改革者——只不过，他的改革方向是“复古”。
有学者认为，司马光之所以如此固执地废除新法，是因为他离开朝堂十五年，对新法推行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新法的弊端，却没有看到新法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青苗法确实帮助了一些农民度过难关，免役法也减轻了一些百姓的徭役负担。全面废除新法，不仅否定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也导致了北宋社会的动荡。
六、晚年抉择：和平迷思与历史的回响
6.1 归还西夏土地：争议中的和平抉择
除了废除新法，司马光晚年的另一项重要决策，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归还西夏土地。宋神宗时期，北宋与西夏交战，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西夏的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座城池，还开拓了河湟熙河路等战略要地。这些土地对北宋的边防至关重要，是抵御西夏入侵的屏障。
宋神宗去世后，西夏派使者来到北宋，要求北宋归还占领的土地，否则就继续发动战争。此时的司马光，主张“以和为贵”，认为归还土地可以换取和平，避免百姓遭受战争之苦。他对大臣们说：“战争只会给百姓带来灾难，如今西夏愿意议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归还土地，恢复和平。”
司马光的这一主张，遭到了保守派内部和西北守将的强烈反对。西北守将指出：“这些土地是将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归还土地就是对将士们的背叛。而且，西夏贪得无厌，归还土地后，他们必然会得寸进尺，再次发动战争。” 但司马光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终说服了高太后和其他大臣。
公元1086年，北宋朝廷决定，用米脂等四座城池换回在永乐城之战中被西夏俘虏的北宋士兵。这一决策，被后世很多学者认为是“丧权辱国”的行为，它不仅削弱了北宋的边防力量，也让西夏看到了北宋的软弱，为后来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6.2 巨星陨落：万人送葬的哀荣
由于长期操劳政务，司马光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公元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在开封的家中逝世，享年68岁。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京城百姓悲痛万分，数万百姓自发涌上街头，送他最后一程。画师赶制的遗像被抢购一空，家家户户焚香祭拜，哭声震天。
朝廷为司马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封他为温国公，谥号“文正”——“文正”是北宋文臣的最高谥号，整个北宋时期，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只有九人，可见朝廷对他的认可。高太后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宋哲宗也亲自前往吊唁。
司马光的一生，始终坚守着“清廉、正直、忠诚”的品性。他晚年虽然身居高位，却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据记载，他去世后，家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为他办理葬礼，还是在大臣们的资助下，才得以顺利下葬。
6.3 身后风波：从“文正公”到险些被掘墓鞭尸
司马光去世后，保守派继续推行“元祐更化”，打击变法派。但好景不长，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哲宗深受父亲宋神宗的影响，支持变法，厌恶保守派。他亲政后，立刻重用变法派大臣，开始打击保守派。
在变法派的推动下，朝廷开始追贬司马光的官职，剥夺他的“文正”谥号，毁掉他的功德碑。甚至有变法派大臣提议，掘开司马光的坟墓，鞭尸泄愤。虽然这一提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但司马光的名誉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编纂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付之一炬，多亏一些有识之士的保护，才得以保存下来。
直到南宋时期，朝廷才重新恢复了司马光的名誉，恢复他的“文正”谥号，重修他的功德碑。而《资治通鉴》也成为后世帝王的“治国教科书”，被历代统治者推崇备至。
七、历史回望：如何评价司马光？
7.1 历代评价：从“圣人”到“保守派”的争议
对于司马光的评价，历代以来始终存在争议。北宋时期，保守派将他奉为“圣人”，认为他是北宋儒学士大夫的典范，一生清廉正直，忠诚爱国，为了国家和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变法派则将他视为“保守固执”的代表，认为他的决策导致了北宋的衰落。
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司马光的“忠君、孝悌、正直”等品性符合理学的价值观，因此被进一步神化。《资治通鉴》也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资料，司马光的形象更加正面。
近代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司马光的评价更加客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盛赞《资治通鉴》是“天地间伟大著作”，但也批评司马光“保守固执”，反对变法的行为阻碍了北宋的发展。
7.2 现代视角：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从现代视角来看，司马光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品德高尚的官员，但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准则，却缺乏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洞察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北大教授赵冬梅曾评价：“王安石求仁得仁，司马光种瓜得豆。” 两人都是北宋宽容政治的受益者，却合力扼杀了这种宽容政治。王安石推行变法时，打压保守派；司马光主持朝政时，又全面打击变法派。这种极端的党争，不仅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也导致了北宋后期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司马光的贡献。他编纂的《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书不仅史料详实，而且文笔优美，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司马光的品德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一生清廉节俭，淡泊名利，始终坚守着“绝不撒谎”的铁律，这种高尚的品性，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推崇。
7.3 历史的启示：改革与传承的平衡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议，本质上是改革与传承的争议。王安石主张“改革创新”，希望通过变革来解决时代的问题；司马光主张“传承守旧”，希望通过恢复旧制来实现国家的稳定。两人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都走向了极端。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与传承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传承的改革，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没有改革的传承，就像一潭死水，容易导致国家的衰落。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注重传承，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光的一生，是北宋文人风骨的缩影。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坚守，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遗憾。但正是这些复杂的特质，让他成为了历史上一个鲜活的人物。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司马光的一生，不仅能感受到他的高尚品德和学术成就，更能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思考改革与传承、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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