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山海关外，清军铁骑蓄势待发。一位身着满清官服的汉人，向摄政王多尔衮递上了一封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奏疏。奏疏中，他精准预判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致命短板，力劝多尔衮趁势入关，夺取中原，并定下“秋毫勿犯、安抚民心”的战略基调。正是这封奏疏，让清军从东北的割据势力，一跃成为逐鹿天下的最终赢家。
写下这封奏疏的，便是范文程。他是范仲淹的后人，却在大明王朝郁郁不得志；他身为汉人，却成了满清入关、定鼎中原的核心谋臣。凭借过人的谋略，他辅佐皇太极、顺治两朝，奠定了清朝的制度根基，被誉为“满清第一功臣”；但也正因他辅佐异族攻打母国，被后世无数人唾骂为“大明第一罪臣”“汉奸”。
这位横跨明清两朝的传奇谋士，为何会放弃摇摇欲坠的大明，选择投靠后金？他的谋略究竟有多厉害，能让满清统治者对他倚重有加？“功臣”与“罪臣”的标签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困境与个人抉择？今天，我们就走进范文程的一生，解开这段跨越两朝的功罪之谜。

一、名门后裔：大明辽东的失意秀才

范文正公之后，辽东世居望族

公元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范文程出生于辽东沈阳中卫文官屯（今辽宁沈阳）。提起他的家世，可谓名门之后——他的远祖，是北宋大名鼎鼎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不过，这份荣耀传到范文程这一代，早已不复当年的辉煌。
范文程的七世祖范岳，在明朝洪武年间因触犯律法，被流放到辽东沈阳卫，从此范家便在辽东世代定居。尽管是流放后裔，范家在辽东依然算得上望族：曾祖范鏓曾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虽未上任），祖父范沈官至沈阳卫指挥同知，父亲范楠也在当地有声望。可以说，范家世代受大明恩典，是明朝的忠实拥护者。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范文程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年好学、聪颖、敏捷”，是邻里眼中的才子。家人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科举之路，重振范家声威，不负范仲淹的后人之名。

十八岁中秀才，大明仕途的死胡同

公元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8岁的范文程与兄长范文彩一同参加沈阳县学的科举考试，顺利考中秀才。在古代，十八岁中秀才算得上年轻有为，所有人都以为范文程的仕途会一帆风顺。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在大明王朝仕途的顶点。
当时的明朝，早已不是洪武、永乐年间的鼎盛模样，而是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辽东局势动荡，后金（后来的清朝）崛起，与明朝战火不断；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吏治腐败到了极点；全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大明王朝就像一座风雨飘摇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举之路变得异常艰难。范文程虽然多次参加更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只能以秀才的身份在底层徘徊，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看着腐朽的朝廷、动荡的时局，以及自己渺茫的前途，范文程心中充满了失望与迷茫。他深知，在大明王朝，自己很难实现心中的抱负。

二、归降之谜：从大明秀才到后金降臣

抚顺之破，命运的转折点

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军，以“七大恨”为由，正式起兵反明，首战便攻下了明朝在辽东的重要据点——抚顺。抚顺的陷落，不仅是明朝在辽东战场的重大失利，也彻底改变了范文程的人生轨迹。就在这一年，范文程选择归降后金。
关于范文程归降的具体过程，历史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至今仍有争议。
第一种说法是“被动被俘”：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后，在当地大肆掳掠，范文程作为普通百姓，被卷入掳掠的降民之中，被迫归降后金。归降后，他并没有立刻得到重用，而是做了近九年的卑微仆役，郁郁不得志。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范文程在归降后金后，直到皇太极时期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若他一开始就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沉寂期”。
第二种说法是“主动求见”：《清史稿·范文程传》记载，范文程与兄长范文彩在抚顺之破后，主动前往努尔哈赤的军营求见，凭借自己的才华得到了努尔哈赤的重用。不过，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一方面，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对汉族士大夫十分轻视，认为“汉人无济于事”，不太可能轻易重用一个明朝的秀才；另一方面，如第一种说法所述，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期并无任何亮眼的功绩记载，与“受重用”的描述不符。因此，有学者认为，《清史稿》的这种记载，是因为范文程后来功劳太大，清朝史官为了美化他，采用了“阴阳叙事”，掩盖了他早期的落魄经历。
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1618年，范文程正式脱离大明，成为后金的一员。这一选择，也为他后来“大明罪臣”的骂名埋下了伏笔。

努尔哈赤时期的沉寂：怀才不遇的九年

归降后金后，范文程度过了近九年的沉寂时光。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后金的核心政策是依靠八旗贵族，对外以军事扩张为主，对汉族士大夫的重视程度极低。范文程虽然有才华，但既没有八旗贵族的背景，也没有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只能在底层默默蛰伏。
这段时间，范文程或许做过仆役，或许在基层担任不起眼的小官，但始终没有机会参与后金的核心决策。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深入了解后金的风土人情、政治军事制度，观察努尔哈赤的统治风格和八旗军的作战特点。同时，他也密切关注着明朝与后金的战局变化，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和战略认知。这些积累，为他后来在皇太极时期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皇太极心腹：从文馆骨干到肱骨之臣

皇太极登基，文馆的崛起契机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继承汗位。与努尔哈赤不同，皇太极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他深知，后金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甚至取代明朝，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吸纳汉族的先进文化和人才，完善政治制度。
公元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做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一是设立“文馆”，负责翻译汉籍、记录朝政、起草文书，同时招揽汉族士大夫；二是发布汗谕，启动科举考试，从归降的汉族人中选拔人才。这两个决定，为范文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时年32岁的范文程，凭借秀才的功底和多年的积累，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被选入文馆，成为文馆的骨干成员。从此，范文程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正式走上了后金的政治舞台。

首献奇策：绕道蒙古，奔袭蓟镇

进入文馆后，范文程很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公元1629年，皇太极想要攻打明朝，但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十分坚固，八旗军多次进攻都未能突破。就在皇太极犹豫不决的时候，范文程向他献上了一条奇策：绕道蒙古，避开辽东的坚固防线，直接奔袭明朝蓟镇防区的薄弱地区。
范文程分析道：“明朝辽东防线虽固，但蓟镇一带兵力薄弱，且与蒙古接壤，我们可以借道蒙古，从这里突破，直逼北京。这样一来，既能打乱明朝的部署，又能震慑明朝朝廷。” 皇太极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亲自率领大军，绕道蒙古，进攻明朝蓟镇。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范文程不仅参与了进军路线、作战方法的谋划，还亲自带兵作战。他招抚了五城的明朝官兵，亲自率领枪炮手击退了围攻大安口城的明军，随后又随同大军留守遵化，策应主力部队，成功击退了明朝援军的反扑。凭借这次战役的战功，范文程被授予游击将军的世袭职位，正式进入了后金的军事核心圈。

单骑劝降：以柔克刚的攻心术

范文程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军事谋略，更在于他擅长“攻心术”，多次凭借一己之力劝降明朝官兵，为后金减少了大量伤亡。
公元1631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率领大军进攻大凌河城。战役中，城内有五百余名蒙古降兵暗中叛逃。皇太极大怒，认为降兵不可信，下令要将所有归降的蒙古兵全部杀掉。就在这危急时刻，范文程站了出来，从容地向皇太极劝谏：“陛下，我们之所以招降蒙古兵，是为了拉拢蒙古各部，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因为少数人的叛逃就杀掉所有降兵，只会让其他归降者心生恐惧，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愿意归降我们了。”
皇太极听后，觉得范文程说得有道理，但仍然担心降兵会再次叛逃。范文程见状，主动请求单枪匹马前往蒙古降兵的营地，亲自劝降。他来到营地后，向蒙古降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强调了皇太极的恩信，也说明了叛逃的后果。最终，这些蒙古降兵被范文程的诚意打动，悉数归降，没有再发生一起叛逃事件。
不久后，西山的明军占据险要地势，负隅顽抗，八旗军多次进攻都未能攻克。范文程再次主动请缨，单骑前往明军营地劝降。他向明军将领分析了当时的战局，指出明朝已经大势已去，归降后金是唯一的出路。同时，他还承诺，只要明军归降，后金一定会善待全体官兵及其家属。明军将领被范文程的胆识和诚意打动，最终打开城门，主动迎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将所有归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作为对他的奖励。

招揽降将：稳住“三顺王”的关键一步

公元1633年（后金天聪七年），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因为在明朝官场受到排挤，有意率领部众归降后金。这三位将领手握重兵，熟悉明朝的军事部署，他们的归降，对后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也有顾虑：担心后金会像明朝一样排挤他们，甚至会吞并他们的部众。
皇太极得知后，立刻派范文程与亲王、贝勒一同前往安抚三人。范文程深知三人的顾虑，到达后，首先向他们宣读了皇太极的恩信诏书，承诺只要他们归降，后金不仅会保留他们的兵权，还会给予他们高官厚禄。随后，范文程又与三人深入交谈，详细介绍了后金的政策和皇太极的雄才大略，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最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部众顺利归降后金。皇太极兑现了承诺，将三人封为“三顺王”，让他们继续统领自己的部众。这三人的归降，不仅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还为后来其他明朝将领的归降树立了榜样。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范文程的从中斡旋。

权倾朝野：皇太极离不开的“范章京”

凭借一系列的功绩，范文程在皇太极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公元1636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定都盛京（今辽宁沈阳），改元崇德。随后，皇太极将文馆扩建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作为清朝的核心行政机构。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世职进为二等甲喇章京。
当时，皇太极正在创建汉军八旗，需要选拔有能力的人担任旗主。朝廷大臣们一致推荐范文程，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皇太极却拒绝了，他说：“范文程是治国安邦的奇才，让他担任旗主，是大材小用。”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皇太极已经将范文程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希望他能参与全国的政务决策，而不是局限于一个八旗的旗主。
此时的范文程，虽然官职不是最高的，但已经成为了皇太极的肱骨之臣，参与清朝所有的机密决策。皇太极对他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次商议军国大事前，皇太极都会先问一句“范章京知否？”；如果有人提出的建议被皇太极否定，皇太极会反问“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如果范文程生病，皇太极会下令暂停处理相关事务，等他病愈后再处理；清朝安抚各国的敕书，都由范文程撰写，皇太极后来甚至不再审阅，直接签发。范文程，成为了皇太极最离不开的谋臣。

四、定鼎中原：顺治朝的幕后推手

临危献策：力劝多尔衮入关

公元1643年（清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病逝，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即顺治帝。由于顺治帝年幼，朝廷大权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就在清朝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明朝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大明王朝正式灭亡。消息传到盛京后，清朝内部陷入了争论：有人认为应该趁机入关，夺取中原；有人则担心李自成的大顺军战斗力太强，清朝没有胜算，主张固守东北。
此时，范文程正在家中养病。得知消息后，他立刻带病上书多尔衮，阐述了夺取中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献上了入关的基本方针政策。范文程在奏疏中分析道：“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攻入了北京，但他们烧杀抢掠，不得民心，已经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如今大顺军立足未稳，正是我们入关的最佳时机。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战略，将战争性质从‘掠夺性’转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将作战对象从明朝转为大顺军。同时，我们要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安抚民心，这样才能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定鼎天下。”
多尔衮看完范文程的奏疏后，茅塞顿开，立刻派人将范文程从家中召回，与他详细商议入关事宜。范文程又为多尔衮制定了具体的入关策略：以吴三桂归降为契机，联合吴三桂的军队，共同击溃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厚葬崇祯帝，安抚明朝遗臣，举用废官，废除明朝的苛捐杂税，缓解民族矛盾。
多尔衮完全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亲自率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入关。不久后，清军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的大顺军，顺利进入北京，入驻紫禁城武英殿。范文程的这一系列谋划，为清朝夺取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稳定大局：清初政务的“总操盘手”

清军进入北京后，多尔衮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的政务处理，大多由范文程负责。范文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为清朝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政策：
一是厚葬崇祯帝：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以帝王之礼厚葬崇祯帝，并且组织明朝遗臣为崇祯帝哭灵。这一举措，极大地安抚了明朝遗臣和中原百姓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了清朝的“仁厚”。
二是举用废官：范文程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大量启用明朝的旧官和有才华的汉族士大夫。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清朝初期官员短缺的问题，还拉拢了汉族地主阶级，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三是更定律令、废除苛捐杂税：范文程主持修订了清朝的法律条文，简化了司法程序，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还废除了明朝后期的加派田赋等苛捐杂税，鼓励农业生产，让战乱后的中原地区迅速恢复了生机。
四是广开言路：范文程建议多尔衮设立专门的机构，收集百姓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政策。这一举措，让清朝能够及时了解民间的疾苦，避免了因政策失误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范文程的这些政策，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稳定了清朝的统治。《清史稿》评价他“文成定大祭，左台赞香左命勋最高”，意思是范文程的功劳，在清朝初期的大臣中是最高的。康熙帝后来也评价说：“文成之策，可敌百万雄兵。” 足以见得范文程对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要性。

与多尔衮的分歧：功成后的隐退

随着清朝在中原的统治逐渐稳定，范文程与摄政王多尔衮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多尔衮权力欲极强，想要独揽朝政，而范文程则希望保持清朝初期的政治平衡，维护顺治帝的权威。同时，多尔衮推行的一些政策，也与范文程的“安抚民心”理念相悖。
比如，多尔衮后来推行“圈地令”“剃发令”等政策，这些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原百姓的利益，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范文程多次向多尔衮进谏，希望他废除这些政策，但多尔衮都没有采纳。范文程深知，自己已经无法改变多尔衮的决定，继续留在朝堂上，不仅无法施展抱负，还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于是，范文程选择了“以退为进”，以生病为由，居家休养，不再参与朝政。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多尔衮病逝。不久后，多尔衮的亲信刚林、祁充格因为谄媚多尔衮、妄改《清太祖实录》被诛杀。范文程因为与刚林等人有过共事经历，也受到了牵连。好在顺治帝深知范文程的功绩和忠诚，下谕为他开脱，说：“范文程是先帝的旧臣，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与刚林等人不同，不必追究。” 不久后，范文程官复原职。
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范文程遇到恩诏，世职复进为一等子爵，被授予议政大臣的职位，同时担任《太宗实录》的总裁官。重新出山后，范文程依然尽心辅佐顺治帝，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出谋划策。

五、晚年隐退：功成身退，身后殊荣

公元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范文程因为常年操劳，身体越来越差，多次上疏顺治帝，请求退休。顺治帝十分不舍，下令让他暂时解任，安心养病，等病愈后再召回任用。同年，顺治帝两次加封范文程，先后授予他少保兼太子太保、太傅兼太子太师的官职，以表彰他的功绩。
退休后的范文程，不再参与朝政，安心在家颐养天年。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从大明的失意秀才，到后金的蛰伏降臣，再到清朝的开国功臣，历经三朝，功过是非，唯有历史能给出公正的评价。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范文程病逝，享年七十岁。康熙帝得知后，十分悲痛，赐予他“文肃”的谥号（“文肃”意为“文治有功，处事严肃”），并亲笔题写“元辅高风”四个大字，作为对他一生的褒奖。范文程的灵位，被供奉在清朝的太庙中，享受后世的祭祀。

六、千古争议：功臣还是罪臣？

“满清第一功臣”：定鼎中原的奠基者

范文程被称为“满清第一功臣”，是实至名归的。从军事上看，他多次为后金（清朝）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比如绕道蒙古奔袭蓟镇、力劝多尔衮入关、联合吴三桂击溃大顺军等，为清朝的统一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政治上看，他主持制定了清朝初期的一系列政策，完善了清朝的政治制度，安抚了民心，缓解了民族矛盾，为清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化上看，他推动清朝吸纳汉族的先进文化，重用汉族士大夫，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文化保障。
可以说，没有范文程，清朝可能很难顺利入关，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稳定中原的统治。他的谋略和政策，不仅帮助清朝实现了从割据势力到全国政权的转变，也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大明第一罪臣”：背叛母国的“汉奸”骂名

然而，在很多汉人的眼中，范文程却是“大明第一罪臣”，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他们认为，范文程身为汉人，世代受大明恩典，却在明朝危难之际，选择归降后金，辅佐异族攻打母国，导致明朝灭亡，中原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这种“背叛”行为，违背了“忠君爱国”的传统伦理，是不可原谅的。
尤其是在清末民初，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范文程的“汉奸”形象被进一步强化。很多文人学者都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他是“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出卖了民族利益。

客观评价：时代困境中的个人抉择

要客观评价范文程，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百姓困苦，已经失去了民心。而后金（清朝）虽然是异族政权，但在皇太极、多尔衮时期，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对于范文程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已经无法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归降后金，却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范文程在明朝只是一个没有官职的秀才，并没有受到明朝的重用。他的所有仕途经历，都在后金和清朝。因此，乾隆皇帝编撰《贰臣传》时，并没有将范文程列入其中。乾隆皇帝认为，范文程虽然是汉人，但他归降后金时，明朝还没有灭亡，而且他在后金（清朝）的功绩卓著，不能算是“贰臣”。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范文程的选择，既有个人追求抱负的因素，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他帮助清朝定鼎中原，虽然客观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也结束了明末的战乱，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功臣”或“罪臣”来定义他，而应该将他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客观、全面地看待他的功过是非。
范文程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为自己留下了千古功过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才能真正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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