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太太处理掉，如此他可以和我结婚．我又有钱，又不难看。他可以把我弄到证人席上去，然后把十字架钉在我身上。假如信在他手上。他可以把廖汉通一片片撕碎，使他根本不敢自己站上证人席上去替他自己辩护，而他不自己上证人席又等于默认，结果一样的坏。”
我不断在想，什么也不出声。
她说：“这些人弄到那些信后，他们认为汉通的律师会出钱买它下来的。但是，汉通没有钱。我想多半是那律师出的主意，叫他们转向金见田，从我这里弄钱出未的。”
“律师是哪一位？”
“韦来东律师。”她说：“凑巧的，他也是洛白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真怕他会漏出些口风来，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信任律师。他们都知道什么该讲，什么又不该讲的。”
“你能确信韦来东知道信的事吗？”
“金见田说他知道的，而我想当然，汉通一定会告诉他的。我在想，当一个人因为谋杀案被捕后，他自然会把一切告诉律师，从小事都会说出来的。”
我说：“是的，那是应该的。”
她说：“当然，韦律师绝不希望这些信会到地方检察官的手里去的。他自然希望被告会判无罪开释。这些信是本案的关键……从各方面看来，我知道韦来东是个很能干的律师。”
我站起来，开始在原地踱方步。突然，我转身说道：“昨晚他交给你那张信封，你没有打开来呀。”
她看问我，眼睛开始变宽，变大。“唐诺，这样说来，你是在那房间里罗？”
“这点你别管，你为什么没有打开那张信封来看一看？”
“因为我親自见到金见田把信放进信封．把它封起来。那些其他的信，他也是如此处理的。他先给我看过，然后——”
“回家之后，你有没有打开来看一下？”我问。
“没有，我没有。发生了那么许多突发事件，我——”
“你把它烧？”
“还没有，我正打算如此做，然后你——”
“你怎么能知道，整个事件不是地检官设计好，让你来钻的一个圈套？”我问。
她注视我道：“怎么会呢？”
“地检官要利用这些信来证明被告的动机。廖汉通写给你的信里说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回他信。但是假如他能征明你肯出3万元把这些信赎回来，那就比什么都有用了。”
“但是，唐话，你还不了解吗？他不可能有信呀！”
“你信封放在哪里？”
“一个安全所在。”
“去拿来。”
“是在一个安全所在，唐诺，现在去拿太危险——”
“去拿。”
她看了我一下，然后说：“也许你说得对。”她上楼，5分钟之后，她带了一张封口了的信封回来。“我知道信在里面。我看着金见田放过去，然后封口的。他对其他信件也是如此处理的——他先给我看，而后当面对了起来——”
我没等他讲完。我伸过手去，把信封拿到，把它撕开。信封里有6张信封。我把每张信封拿出来，张张打开，里面每一张都装入了整齐折叠好的信张——都是空白的—一上面都有印着头衔，那是金见田被谋杀那旅社的空白信纸。
我抬起眼光看向薄雅泰。假如法院宣判她要进圣昆丁的煤气室，她也不过是如此苍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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