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以养正”之文，故张子取之以名书，篇内东铭西铭，初曰砭愚订顽，皆正蒙之谓也。 是书也，出入乎语、孟、六经及庄老诸书，凡造化人事，自始学以至成德，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无不备于此矣。故朱子谓其“规模广大”，范氏称其“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未言”，而张子亦自谓“如ㄧ盘”示儿，百物俱在，顾取者如何耳”。惜乎先儒论注虽多，而或散见于各传。况张子多断章取义，又有与本注不同者，初学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开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窃议！顾自蚤岁得有所闻于介李先生及提学恭简戴先生之门，兹又承{艹逐}杨先生之命，因与同志诸友会讲成禀。中间所引经传，旧有注者，固不敢妄为之说。其有非本文所当注而注者，则欲学者因此识彼，而且易于考证也。虽尚多郢书燕说之误，而为高为下，则敢以此为措手之地云。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谓之“正蒙”者，养蒙以圣功之正也。圣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学，造之以诗书礼乐，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而正蒙推极夫穷神知化，达天德之蕴，则疑与大学异。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今以是养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则请释之曰：“大学之教，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使贤者即以之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故尧舜之仅有禹、皋陶，汤之仅有伊尹、莱朱，文王之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则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所由不得不异也。 “抑古之为士者，秀而未离乎其朴，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禄之科，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其尤正者，无狂思陋测，荡天理，蔑彝伦，而自矜独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说，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以显诸仁而藏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所由生。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所志者知命、耳顺、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 “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画，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 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学攵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喜，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 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虽力之未逮，养之未熟，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则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阳王夫之论。 ○朱熹西铭论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 盖以干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 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用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殊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龟山第二书，盖欲发明此意，然言不尽而理有余也，故愚得因其说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与折衷焉。 熹既为此解，后得尹氏书，云杨中立答伊川先生论西铭书有“释然无惑”之语，先生读之曰：“杨时也未释然。”乃知此论所疑第二书之说，先生盖亦未之许也。然龟山语录有曰：“西铭理”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耳。或曰：“如是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用未尝离体也。以人观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体也，至其用处，则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纳冠。盖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论分别异同，各有归趣，大非答书之比，岂其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与？因复表而出之，以明答书之说诚有未释然者，而龟山所见盖不终于此而已也。 干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谨书。 始余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余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题。 ○沈自彰张子二铭题辞 孔门之学，求仁而已。仁者人也；学不识仁，终非真悟。故孔子以民之于仁甚于水火，孟子于放心不求者哀之。后世关洛，实得其宗。而西铭数语，程门取取以教学者，虽其所指若不过君臣长幼贫富屋漏之近，然挹其规度，包三才之广大，充其精蕴，体天人为一源。学者所当默识而固有之也。东铭严毅，一时并出，兹用提挈，以示学者，庶几程门之遗意云。 敬义齐主人沈自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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