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教主，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新陇》杂志里说，在陕西甘肃住的人民总忘不了皇帝，“你碰见他们，他们不是问道，紫微星什么时候下凡，就是问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们的保皇思想，并不是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三月无君则吊”这些经训上得来的，他们的根据便只在“真命天子”这句话。这是玄穹高上帝派来的，是紫微星弥勒佛下凡的，所以才如此尊重！中国乡村的人佩服皇帝，是的确的，但说他全由儒教影响，是不的确的。他们的教主不是讲《春秋》大义的孔夫子，却是那预言天下从此太平的陈抟老祖。
我常看见宋学家的家庭里，生员的儿子打举人的父亲，打了之后，两个人还各以儒业自命，所以我说儒教的纲常本已崩坏了。在乡村里，自然更不消说，乡间有一种俗剧，名叫“目连戏”，其中有一节曰“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说，“从前我打爹的时候，爹逃就完了，现在他打我，我逃他还追哩。”这很可以表示民间道德的颓废了。可是一面“慎终追远”却颇考究，对于嗣续问题尤为注意，不但有一点产业的如此，便是“从手到口”的穷朋友，也是一样用心。《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个可怜的老头子》里，老人做了苦工养活他的不孝的儿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将来我死的时候那个烧钱纸给我呢？”孔子原是说“祭如在”，但后来儒业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灵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饿了。乡村的嗣续问题，完全是死后生活的问题，与族姓血统这些大道理别无关系了。
此外还有许多道教思想的恶影响，因为相信鬼神魔术奇迹等事，造成的各种恶果，如教案，假皇帝，烧洋学堂，反抗防疫以及统计调查，打拳械斗，炼丹种蛊，符咒治病种种，都很明显，可以不必多说了。但有一件事，从前无论那个愚民政策的皇帝都不能做到，却给道教思想制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与“气运”。他们既然相信五星联珠是太平之兆，又相信紫微星已经下凡，那时同他们讲民主政治，讲政府为人民之公仆，他们那里能够理解？又如相信资本家都是财神转世，自己的穷苦因为命里缺金，那又怎敢对于他们有不平呢？项羽亡秦，并不因他有重瞳异相的缘故，实在只为他说，“彼可取而代也！”把自己和秦始皇一样看待，皇帝的威严就消灭了。中国现在到处是大乱之源，却不怕他发作，便因为有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会犯上作乱，却也不会进取；“上等社会”的人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会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劳，不会有什么成绩了。
以上是我对于乡人的思想的一点意见，至于解决的方法，却还没有想出。就原始的拜物教的变迁看来，有两条路：其一，发达上去，进为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学思想压倒，渐归消灭。所以有人根据了第一条路，想用基督教来消灭他，这原是很好的方法，但相差太远，不易融化，不过改头换面，将多神分配作教门圣徒，事实上还是旧日的信仰。第二条路更是彻底了，可是灌输科学思想的方法很有应该研究的地方，须得专门的人出来帮助，这一篇里不能说了。一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新生活》第三十九期）
上文是六年前所写，那一天正是长辛店大战，枪炮声震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于这是谁和谁打，可是忘记了，因为京畿战争是那么多，那么改变得快。什么都变得快，《新生活》也早已停刊了，所没有改变的就只是国民的道教思想。我以前曾指出礼教的根本由于性的恐怖之迷信，即出于萨满教，那么现今军阀学者所共同提倡的实在也就是道教思想。我拿出旧稿来看，仿佛觉得是今天做的，所以忍不住要重登他一回，不过我的意思略有变更，觉得上文末尾所说的两种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我要改正的是，“澈底”是决没有的事，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现今教育之发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国民的理性也很少发展的希望。我不禁想起英国茀来则（Frazer）教授著《普须该的工作》（ ）里的《社会人类学的范围》文中的话来，要抄录他几句。社会人类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与传说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他说明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他说：
“我现在所想说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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