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受到困扰。太祖因为何夔过去在长广很有威信，授任他为乐安太守。到任几个月，各城全都被平定。
邢颙传，邢颙，字子昂，河间国鄚县人。曾被举荐为孝廉，又被司徒征召，都没有接受。更姓名，到了右北平郡，与田畴交往。过了五年以后，太祖平定了冀州。邢颙对田畴说：“黄巾军起来二十多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听说曹公法令严明。民众已经厌恶了动乱，动乱到了极点就要平定了。请让我先行一步。”随即整装返回故乡。田畴说：“邢颙，是平民中首先觉悟的人。”于是拜见太祖，请求作为向导去攻克柳城。太祖征召邢颙为冀州从事，当时人称赞他说：“德行堂堂邢子昂。”任为广宗县长，因为原先的郡太守死去，他弃官不做，官署举报纠正这件事，太祖说：“邢颙对旧友情谊深厚，有前后一致的节操。”没有追究。邢颙后又被征召为司空掾，任命做行唐县令，他勉励百姓从事农桑，风化大行于世。入京，任丞相门下督，迁到左冯翊，患病，辞官。这时，太祖的各个儿子大选官属，诏令说：“侯爵家的官吏，应该得到渊深像邢颙那样的人。”于是邢颙就成了平原侯曹植的家丞。邢颙严守礼仪以防备禁阻，一点也不屈服，因此二人关系未能融洽。曹植的家臣、庶子刘桢写信劝告曹植说：“家丞邢颙，是北方俊彦，少年时即秉持高尚的节操，性情高远虚静淡泊，言少理多，真是一位雅士。刘桢实在不足以和他为伍，并列您的左右。但刘桢受到的礼遇很是特殊，邢颙反被疏忽简慢，私下里恐怕旁观的人将会说您习惯于接近不贤之人，而对贤者礼遇不够，采摘了春天的花朵，忘却了秋天的果实，顾了庶子，忘了家丞。为圣上招来诽谤，罪过不小，因此辗转反侧不能自安。”邢颙后来参丞相军事，转任东曹掾。当初，太子尚未确定，而临..侯曹植受到宠幸，丁仪等人一同赞助他的美誉。太祖就这事询问邢颙，邢颙回答说：“以庶子代替嫡子，是前代的禁戒。希望殿下深入地思虑这件事！”太祖知其心意，后来终于让邢颙做了太子少傅，又升为太傅。文帝即位后，邢颙任侍中尚书仆射，赐爵为关内侯，又出任司隶校尉，调任太常。刑颙在黄初四年(223)去世，他的儿子邢友继承了他的爵位。
鲍勋传，鲍勋字叔业，泰山郡平阳县人，是汉朝司隶校尉鲍宣的第九代孙。鲍宣的后代有人从上党县迁移到泰山，于是就在那里安了家。鲍勋的父亲鲍信，汉灵帝时任骑都尉，大将军何进曾派遣他东去招募士兵。后任济北相，协助规谏太祖，遇害身亡。鲍信的事迹记在本书《董卓传》、《武帝纪》中。
建安十七年(212)，太祖追记鲍信的功绩，上表封鲍勋的哥哥鲍邵为新都亭侯，征召鲍勋为丞相掾。建安二十二年(217)，确立了太子，鲍勋任中庶子。迁黄门侍郎，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的弟弟是曲周县吏，被判定偷盗官府布匹，按法应于闹市砍头曝尸。太祖当时在谯县，太子留在邺县，几次亲自写信替那人请罪。鲍勋不敢擅自释放，全部写明上报。鲍勋先前在东宫时，坚守正义不屈服，太子本来就不喜欢他，加上现在这件事，对他的恼怒怨恨就更加厉害。适逢魏郡边境军队休整有人过期，太子就秘密命令中尉上奏罢免鲍勋官职。很长时间以后，鲍勋又官拜侍御史。
延康元年(220)，太祖去世，太子登上王位，鲍勋以驸马都尉的身份兼侍中。文帝承受帝位后，鲍勋常常陈述：“当务之急，只在于军事、农业，宽待百姓。楼台水榭林苑园圃，应该放在以后再议。”文帝将要出宫游猎，鲍勋上疏说：“臣下听说三皇五帝，无不明确根本，树立教化，以孝义治天下。陛下仁慈圣明，有恻隐之心，有与古代相同的功业。臣希望您将继承前代的踪迹，让万世可以效法，怎么却在守丧之中，从事驰骋之事呢？臣下冒着死罪让你听到这些，希望陛下深思。”文帝亲手撕毁了鲍勋的奏表，争逐行猎。中途停下休息时，问身边侍臣说：“游猎作为娱乐，比八音乐器怎么样？”侍中刘晔回答说：“游猎胜过音乐。”鲍勋驳斥说：“音乐上通神明，下可中和人世的道理，使政治兴隆，达到天下大化，万邦安定。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况且游猎的事，在原野中暴露帝王的车盖，损伤生息化育的至高原理，迎风冒雨，不是有违时间的规律吗？过去鲁隐公到棠地去观看捕鱼，《春秋》讽刺了他。即使陛下把游猎当作急务，也是臣下所不希望的。”接着又奏称刘晔奸邪献媚，请治罪。文帝气得变了脸色，停止了游猎返回，随即让鲍勋出京任右中郎将。
黄初四年(223)，尚书陈群、仆射司马宣王一同推荐鲍勋为宫正，宫正就是御史中丞。文帝不得已而任用了他，百官尊敬畏惧，无不肃然。黄初六年秋天，文帝想要征讨吴国，众大臣广泛讨论，鲍勋当面规劝说：“我国部队屡次征伐而没能攻克的原因，是因为吴国、蜀国唇齿相依，凭依山水险要阻隔，有难以攻拔的态势的缘故。现在劳动士兵，袭击遥远的目标，每天耗费千金，国中白白消耗财力，使得狡黠的敌人轻视我国的威势，臣下认为不可。”文帝更加恼怒鲍勋，把他降职为治书执法。文帝从寿春归还，驻军在陈留郡境内。郡太守孙邕看了，出来探望鲍勋。当时营垒还没建成，只立了标志矮栏，孙邕斜着穿行而过，没走正路。军营令史刘曜想追究他的罪责，鲍勋认为壕堑营垒还没建成，调解了这件事情，没有举报。大军返回洛阳，刘曜犯了罪，鲍勋上奏要求将他废黜遣派，而刘曜却秘密上表，说了鲍勋私下解脱孙邕一事。文帝下诏说：“鲍勋指鹿为马，逮捕交给廷尉。”廷尉依法议决：“治罪刑罚，剃发戴枷作劳役五年。”三官驳回：“依照律条罚交金子二斤。”文帝大怒说：“鲍勋没有活的资格了，但你们竟敢宽纵他！逮捕三官以下人员交付刺奸官，让你们十鼠同穴，一网打尽。”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人一同表奏“鲍勋的父亲鲍信在太祖时有功劳”，请求赦免鲍勋的罪过。文帝不许可，于是杀了鲍勋。鲍勋内心修养行为本来就美好，廉洁而能施舍，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二十天后，文帝也去世了，没有不为鲍勋叹息遗憾的。
司马芝传，(附司马岐传)司马芝字子华，河内郡温县人。少年时是个书生，到荆州躲避战乱时，在鲁阳山遇到贼寇，一起赶路的人都丢弃老人弱者逃走，只有司马芝坐在那里守着老母亲。贼人来到后，把刀放在司马芝头上，司马芝磕头说：“我母亲年纪老了，只有拜托各位了！”贼人说：“这是个孝子，杀了他不义。”于是得以免于被害，用一辆鹿车推着载送母亲。司马芝住在南方十多年，亲自耕种，坚守节操。太祖平定荆州后，让司马芝担任菅县县长。那时天下处在初创时期，人们多数都不遵守法纪。郡主簿刘节，是个出身巨族的豪杰，宾客有一千多家，在外成为盗贼，在郡内扰乱吏治。不久，司马芝差遣刘节的门客王同等人当兵，掾史依据过去的情况汇报说：“刘节家前后从未出过徭役，如果到期被他藏匿起来，必定会被留下。”司马芝不听这套，写信给刘节说：“您是巨族大宗，在郡中地位重要，但您的宾客每次都不参加服役，既使众百姓怨恨失望，有时也会传给上面知道。现在调派王同等人当兵，希望按时派遣。”新兵已在郡里集中，但刘节藏起了王同等人，还为此让督邮用战时法令责求县府。县掾史没有办法，只得请求代替王同上路。司马芝于是派人飞马向济南呈报檄文，全盘陈述了刘节的罪行。太守郝光素来敬重信任司马芝，立即让刘节代替王同服役，青州人称司马芝“让郡主簿当兵”。司马芝升任广平县令。征虏将军刘勋，依恃贵宠，骄恣强横，又因是司马芝故乡河内郡的大将，他的宾客子弟在境内多次犯法。刘勋给司马芝寄信，不署姓名，却常有嘱托，司马芝对此不给回复，全都依法办事。后刘勋以图谋不轨罪被诛杀，与他有交往的人都获了罪，而司马芝则以有识见被人称道。司马芝升任为大理正。有人偷盗了官府的白丝绢放在厕所上面，吏役怀疑是一名女工干的，把她逮捕关了起来。司马芝说：“惩罚犯罪的缺失，在于苛酷暴虐。现在先得到赃物后问讯口供，如果犯人经不住拷打，有可能导致诬骗服罪，这种服罪是不可以断罪结案的。况且简明而易于服从，是德行高尚的人的教化原则。不放过有罪的人，是庸常之世的治理方法，现在宽恕了被怀疑的人，以便发扬简而易从的原则，不也是可以的吗？”太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司马芝又历任甘陵郡、沛国、阳平郡的太守，在所任职的地方都有政绩。黄初中期，入京任河南尹，抑制豪强，扶助弱小，对私下请托不予实行。适逢宫中内官想要托司马芝办事，不敢开口，于是托司马芝的妻子的伯父董昭说情，董昭也畏惧司马芝，不给通话。司马芝为此教训下属众人说：“君主能设立政教，不能做到让属吏必定不去违犯。属吏能违犯政教，也不能做到不让主君知道。设立政教而有人违犯，是主君过于软弱；违犯政教而让人知道，是属吏的祸害。
在上主君软弱，在下有属吏祸害，这就是政事所以不能治理的原因。难道各自不应该努力吗？”自此属下吏役没有不自我勉励的了。司马芝属下的循行曾经怀疑门干偷盗头簪，门干的口供与事实不符，官曹将他拘捕下狱。司马芝说：“大凡事物有的互相类似而难于分别，如果不是离娄那样的人，很少有不迷惑的。就这件事的实际情况而言，循行怎么忍心为了重惜一支簪子，而轻易地伤害他的同类人呢？还是压下这事别再过问了。”明帝即位后，赐爵位给司马芝，为关内侯。不久，特进曹洪的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因为共同侍奉无涧山神被拘捕入狱。卞太后派遣黄门到司马芝府中传达旨令，司马芝不予向上通报，自行命令洛阳狱吏察考完毕，上疏说：“各种应判死罪的情况，都应事先上表审报。先前曾制定文书禁绝淫犯以端正风俗，现在当等人触犯了有关妖邪罪行的刑法，供辞刚刚确定，黄门吴达到臣下这里，传达太皇太后命令。臣下不敢通报，恐怕会有人救护他们，急速报给圣上知晓，如不得已，也只好对他们施予庇护。此事没有早些结案，是臣下的罪过，因此冒犯常规制度，命令县吏察考完毕，擅自执行刑罚杀戮，请求诛杀惩罚。”明帝手书答复说：“看了奏表，明了了你的心意，想奉到诏书，倚仗权势行事，是正确的。这是您奉接诏书的本意，哪里用得着道歉。以后黄门再去你处，千万不要为他通报。”司马芝任大理正官十一年，几次处理法律条文所不便治罪的案子。他在公卿之间，秉持正直原则行事。适逢诸王来京朝见，与京都人交往串通，司马芝获罪被免职。司马芝后来任大司农，在这以前，各个典农各自带领吏民，从事商业以谋生计，获取利益。司马芝上奏说：“君王治理天下，尊崇本业，抑制末业，以农业为急务，视谷物最为重要。现今吴、蜀两个虏国尚未剿灭，军旅没有止息，国家的首要之务，只在于粮谷布帛。
从黄初年间(220～226)以来，听任各个典农谋生计，各自为部下算计，实在不是国家大局所应该容许的。臣下认为不应该仍然让商业杂乱，应专门以农业为急务，为国家考虑，这样比较有利。”明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平常官员每当有上司召见问话时，常常先见上官的掾史，让他帮助推断上官意旨，教给怎样答复满足上官的情形，然后一切答问都像掾史测度的那样去做。司马芝性情诚信正直，不矜持，高志节。与宾客谈论时，凡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当面批评那人的短处，背后却不说不满的话。司马芝死在官任上，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从魏朝到现在，作河南尹的人没有人能比得上司马芝。司马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岐继承了他的侯爵位，从河南丞转为廷尉正，升任陈留相。梁郡关在狱中的囚犯，大多互相牵连几年不能结案。诏书命令将这些官司迁移到司马岐下属的县里，县里申请预先制造监牢器具。司马岐说：“现在囚犯有几十人，既然他们狡诈，供词难于相答，并且已经被痛楚弄得疲倦了，其中实情显而易见，怎么能仍然长久关在监狱中呢？”等到囚犯到了，责问他们，都没人敢于隐瞒欺诈，一个早上就判决结案，司马岐于是被提拔为廷尉。这时大将军曹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人做他的辅佐。南阳人圭泰曾因言论违反了他们的意旨，被廷尉审查拘捕。邓飏审讯，将要判圭泰重刑。司马岐几次对邓飏说：“中枢机要大臣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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