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蚀。经御史大夫郗虑推荐，刘劭任太子舍人，后又调任掌管图书经籍的秘书郎。黄初年间他先后在曹丕左右担任尚书郎和散骑侍郎，以辅助政务和规谏过失。他曾受命汇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皇览》。明帝曹睿即位后，他又出任际留太守，因治理有序，教化有方，而为百姓称颂。后又被授予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法令条规，编写《新律》十八篇，撰写了《律略论》。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当时传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所授的燕王称号，谋臣们纷纷提议派兵去讨伐他。刘劭则认为：“当初袁尚袁熙弟兄俩归降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被其斩首，公孙康把首级送给朝廷，这事表明了公孙渊祖上对朝廷的忠心，再说现在听说的这件事是否确凿，还有待调查。古时圣贤求取处女之地，只修德政而不事征伐，是怕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因此对公孙渊理应表示宽大为怀，让他有所自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臣张弥等，并把他们的首级送给了朝廷。刘劭因写有一篇《赵都赋》，颇受曹睿赏识，又听令写了《许都赋》、《洛都赋》。当时魏国对外频兴军事，对内大兴土木，刘劭为此写了两篇赋，文内都含有对君主委婉曲折的劝谏。明帝曹睿时，吴国的兵马围攻合肥，当时魏军将士都在分批休假，征东将军满宠请求中军调拨援军，并急召休假将士，以集中兵力抗击敌军。刘劭在议论军情时认为：“敌人刚刚攻到，用心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带着少数兵将在阵地上御敌，倘若此时出击，不一定能打胜仗。
满宠只要边坚守边等待援军，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我看可以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骑，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等到了合肥，便拉大行军队伍的距离，增添旗帜和战鼓，以张声势，等把敌人引出，就断其归路，绝其粮道。敌军听说魏国大军已切断了自己的后路，定会惊慌而逃，这样，敌军自然不战而败。”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当魏军逼近合肥，吴军果然退兵回去了。当时皇帝曾下诏广求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臣看常侍刘劭，为人忠诚敦厚，办事礼仪周到，所作所为均有据可依。故不论群臣官职大小，才能殊异，都可以找出相似之处将其和自己相较，作出评价。也正因如此，诚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端正，不尚名利的人敬慕他的清廉淡泊，精通文史哲的人称赞他的推断详密，思想深刻的人知道他的深邃厚重，文才出众的人喜欢他的论述撰著，通晓法度的人推崇他的治略精要，足智多谋的人赞赏他的精思细密。总观这些评论，都是取自己所善长的和他的某些才能相比较的结果。臣下曾经多次听品他的清谈，阅读他的著述，佩服之情与日俱增，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臣下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参谋于帏幄之中，那么国家也因此会日益兴盛。这可是难得的机缘啊！恳请陛下垂爱，使刘劭能得到您的欢心和信赖，充分显示其才华。那样，贤德的声音就会经常传送到您的身边，您的光耀也会日渐辉煌。”
明帝景初年间(237～239)，曹睿诏令刘劭负责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标准———《都官考课》。刘劭完成任务以后上疏说：“考核百官，是国家政治的大事，但是历朝历代都未能实施，大都因为典章制度缺而未补，因此无法正确、明晰地分辨官员的好坏和才能的高低。现在陛下以圣贤的宏图大略，哀怜国家纲常的弛颓，诏令于外。臣下承蒙皇恩，得以进行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著有一篇《说略》。臣下才疏学浅，实不足以弘扬您的旨意，编写制定好这篇典章制度！”刘劭还认为应制定礼乐制度，以移风易俗。于是写了《乐论》十四篇，写完了还没来得及上呈，明帝就驾崩了，于是这事便没有施行。齐王曹芳时，刘劭执讲经学，赐爵关内侯。共撰写《法论》、《人物志》等著作百余篇。死后，被追赠为光禄勋。
儿子刘琳继承了爵位。
傅嘏传，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傅介子的后代。伯父傅巽，黄初年中任过侍中尚书。傅嘏二十来岁就闻名遐迩，司空陈群征聘他为自己的僚属。当散骑常侍刘劭正在制定《都官考课》，傅嘏对此举提出异议说：“据说帝王之制宏大广远，圣人之道玄奥深妙。倘若不具备如此的才能，则道不虚行，神明就会把它寄托于人。一旦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所亏颓而且逐渐荒废，就会言路堵塞，六典混乱。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弘远而众人的才能无法企及。刘劭的考课之论，虽然想要寻求前代考核官吏进退升降的条文，但是这些制度条文大多已经残缺不整，流传下来的有关礼的记载，也只有周典，讲的是外封侯伯以安定边藩，内立各司以完善六职；土地有一定的税贡，官员有一定的准则，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故考核的成绩便于管理比较，而官员的进退升降便易于贯彻执行。我们魏国继百王，承秦汉，众多的制度无不整理采纳。自建安到现在，拨乱反正，奠基开国，扫除凶逆，平定遗寇，军政要事，接连不暇，待开始治理国家时，权力和刑法并用，文武百官军国通往，因时因事，随机应变，由于事务繁杂，而有些概念、内容又有所改变，故要把古代的典章制度一味搬至今日，就很难行得通了。因为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或许并不贴切于近日；法规的建立应依据当时的情况，有些并不足以流传后世。建立官位，调整职务，管治百姓，清理财物，这是立本；考察官员，纠改旧规章，这是治末。本还没立而先建末，治国大略还未完备却先行考课，恐怕不能品评贤愚，区分明暗吧。从前先王选拔人才，一律先根据他在本地的品行，再让他在学校里讲解道德。行为端正者称为贤才，道德高尚者称为能士，然后由乡人把贤才、能士推荐给先王。先王接纳他们后，再依其才能分配职务，这便是先王招贤纳才的标准和过程。当今国内的人才纷至京城，没有乡人的举荐，选拔贤才则由吏部专门负责，按照品德则实际才能未必具备，授予官职的高低也未必和他的德行相符。这样就难以人尽其才。综观国家的制度，内容广，意义深，实在很难论说周详啊！”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傅嘏被授予尚书郎，后又调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主持国政，何晏为吏部尚书。
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表恬静清淡，但是内心险恶阴暗，贪图私利，不考虑立身行事的根本。我断定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两个，那时仁人贤士将会疏远你们，而朝政也就会因此日趋衰败了。”何晏等人因此怀恨在心，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把傅嘏的官职罢免了。后又被征召为荥阳太守。他未去就职，太傅司马懿就把他请去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被任命为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后又调任尚书。傅嘏始终认为：“从秦始皇开始废除分封，设官分职，不同于古代的制度。汉、魏沿袭秦制，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儒生学士，都想把三代的礼制交错综合起来，然而礼弘大广远，不一定适合今天的形势，制度也常常和具体事务相违背，以至名实不符。这也是历代都不能达到大治的共同原因。很想大力改定官制，依据古代正本清源，但是如今正值帝室多难，未能实施。”当时魏国正在计划伐吴，三次征求献策各不相同。齐王下诏让傅嘏谈谈看法，傅嘏说：“想当年夫差凌齐胜晋，威加四方，最终还是引祸姑苏；齐闵兼土招境，辟地千里，最终还是自遭颠覆。善始不一定能善终，这是古代的明证啊！孙权自从破关羽夺荆州之后，洋洋得意，穷凶极欲，因此宣文侯极力筹划大举。如今孙权已死，把儿子托付给诸葛恪，假如他能矫正孙权的苛暴，减除吴国的虐政，使老百姓免遭困苦，得到新政策的实惠，又能内外一齐考虑，避免覆舟之险，虽然不能保证吴国能永远保持完好，也足以在长江以南延长寿命了。现在朝里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泛舟径渡，横行于长江以南，有的说要四路并进，攻击吴国的城垒，有的说要大猎于疆场，伺机以动。诚然，这些都是破敌的常用办法。但自治兵以来，几次证明我军的力量尚且不足，吴国作为我们的仇敌，已经近六十年了，他们伪立君臣，但还能够患难与共，元帅新丧以后，他们上下忧危，把战船排列在重要的渡口，凭借险要坚守城池。因此像泛舟渡江，横行于长江以南那样的计划是并不实际的。只有在边境上一边大规模打猎一边进军的办法，还有可能行得通。
出兵时要发安民告示，进攻时抓到俘虏不许抢劫财物，坐吃历年积存的粮食，不用派很多兵去运送，不误战机，不劳远征，这倒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从前樊哙愿意带十万大军横行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短处。如今有人想越长江、入险境，攻下敌人的巢穴，这便有如樊哙。不如严明法令，训练士卒，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以抵御敌兵，必会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破东关后，宣称要杀向青州、徐州，魏国匆忙备战，傅嘏参议时认为：“淮海并不是敌军敢于轻易进取的路径，当年孙权派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怎敢把众多将士的性命寄托于海水，以图侥幸呢？诸葛恪不过是要派素习水军的偏将，带领小部分人马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给青、徐的守军看，以迷惑、牵制魏军，他自己却可能纠集大军进攻淮南。”后来的诸葛恪果然带兵夺取新城，攻克未成便撤退了。傅嘏时常谈论才能与性格的关系，钟会把他们收集起来并有所评定。
齐王嘉平末年，傅嘏被赐予关内侯位。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他又被晋封为武乡亭侯。曹髦正元二年(255)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有人认为司马文王不宜亲自带兵征剿，派太尉去就行，只有傅嘏与王肃竭力劝说。司马文王于是带兵前往，让傅嘏担任尚书仆射，守护京城。后来毋丘俭、文钦之乱被平定，就有他出谋划策的功劳。待到司马文王去世，傅嘏与司马昭直接回到洛阳，司马昭便让他辅佐朝政。这事被记录在《钟会传》里。钟会因此而洋洋自得，傅嘏以言相劝：“你的志向大于你的才能，功业难以成就，难道不应该谨慎些吗？”傅嘏因功又被晋封为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上先前的共有一千二百户。傅嘏去世时，享年四十七岁，被追赠为太常，谥号元侯。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元帝曹奂时，因为傅嘏对前朝功勋卓著，改封傅祗为泾原子。评曰：从前魏文帝、陈王曹植二人贵为公子，都博好文采。一时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数王粲等建安七子最为出色。身为常伯官吏的王粲，主持创立一代规章法律，非同一般，但在恬淡冲虚，守志不屈等方面，还不能像徐..那样精粹。卫觊也因为通晓古代的典故，而给当时的君主建立制度规章。刘劭对古籍精通，文质周洽。刘訥以清鉴知名，傅嘏因才能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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