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享乐的时候，惟愿陛下减少乐官，减去后宫的增添设置，只应维护先帝在世时的规模，以行动来教育子孙节俭。”于是谯周被调任中散大夫，仍侍奉太子。当时军队频频出战，百姓劳苦不堪，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讨论此事的利弊，退朝后写成文章，名为《仇国论》。文中说：“因余之国是个小国，而肇建之国是个大国，他们一起争夺天下成为仇敌。因余之国有名高贤卿的人，向伏愚子请教：‘现在国事未定，举国为之操心，古代有例，弱能胜强，不知采用什么措施？’伏愚子说：‘我听说，强大且无什么困难的国家常常不作努力，弱小且有困难的国家却常常想把事情办好；经常松懈不奋发努力就会发生动乱，努力把事情办好则国家太平；这是治国的常规。所以周文王爱护百姓，以少胜多；越王勾践抚恤人民，以弱胜强。这就是古人以弱胜强的办法。’高贤卿说：‘过去项羽强大而刘邦弱小，经常争战，没有宁息，但项羽与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双方收兵让人民休养生息。张良以为民心稳定之后，就难以使他们发生动摇了，于是派兵追击项羽，终于将他击毙，难道一定要按文王的办法办吗？肇建之国正陷入麻烦之中，我乘此机会，攻陷它的边境，使它更加困顿而最后消灭它。’伏愚子说：‘在商、周之际，王侯世代沿袭传递，君臣位置历久不变，人民习惯于这种统治秩序。根深的东西很难拔出来，坚固的东西很难移动开。处于这种历史时期，就是汉高祖持剑策马也不能取得天下。当秦国废除诸侯世袭实行分封郡县后，百姓不堪劳役，天下分崩离析。有的一年换一个国君，有的一月换一个公侯，鸟惊兽骇，不知所从，于是豪强并起纷争天下，虎裂狼分，行动狠的得到的就多，竞争缓的就被吞并。现在我们和肇建之国都传袭王位，并非秦末混乱之世，而是六国争霸之时，所以可以像周文王那样，却不能如汉高祖所为。百姓疲惫劳苦则是动乱的预兆，在上者傲慢在下者暴横则是土崩瓦解的雏形。谚语说：‘与其数射而不中，不如看准再拉弓。’所以聪明人不为很小的好处而抬眼，不为似是非是的东西而移脚；时机合适再行动，合于天数才成功；故此成汤、周武王的军队，不必开战第二次就取得全胜，其成功原因就在于不使人民过于劳苦和审时度势。如果穷兵黩武，必然造成土崩之势，倘若遇上危难，即使有智深谋远之人也没有办法。至于变幻无穷，出入无阻，横渡飞驰，越山跨谷，不用舟楫就可渡过孟津，我乃愚拙之人，实在难于做到。’”后来谯周升为光禄大夫，爵位仅次于九卿。谯周虽然不亲躬政事，而以儒者的品行受到礼遇，后主刘禅常就国家大事向他咨询，他则一一引经据典给以答复，而一些求知好奇的后生也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
景耀六年(263)冬，魏国大将军邓艾攻占江由，长驱直入。而蜀国本以为敌军不会马上攻来，未作守城的准备，等到听说邓艾已进入阴平，百姓慌乱骚动，纷纷逃避山林，严禁不止。后主刘禅召集群臣讨论对策，无人能想出妙计。有人认为蜀国与吴国，本为友盟，可以投靠吴国；有人认为南中七郡，高山险阻，容易守御，可以南奔。只有谯周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寄依别国而作天子的事，现在如果投奔吴国，一定要臣服吴国。而国家的政治和自然界一样，大的能吞并小的，这是自然规律。由此可见，魏国能够吞并吴国，而吴国却不能吞并魏国，这是很明白的事。与其向小国称臣，不如向大国称臣；与其遭受两次屈辱，不如忍受一次屈辱。再说如果投奔南中，应该早作准备，才能有所凭依。现在大敌当前，灭亡在即，底下的人心，不能保证没有坏变，恐怕出发之日，就会发生不测之变，还能等到您到南中吗？”大臣中有人反诘谯周说：“现在邓艾不远了，假如他不接受你的投降怎么办？”谯周说：“如今东吴还没有归附魏国，形势迫使邓艾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后不得不礼遇。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封陛下的爵位土地，谯周自当请命亲到魏国首都，用古人的道义为您力争。”众人没有谁能驳倒谯周的主张。后主仍在犹豫想奔往南中，谯周上奏说：“有人说陛下因北兵深入我境，有想往南中的打算，为臣为此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南方是僻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平时我们没有得到他们什么物力人力的供给，他们还想反叛。自从丞相诸葛亮南征，大兵压境相逼，没有办法他们才俯首归顺，自此而后才交纳官税。我们用来供养军队，与他们之间结有怨仇，故此他们是让国家发生灾祸的因素。现在因为无路可走，而想前往依靠他们，恐怕他们再次反叛，这是其一。北方魏军所来，不仅是夺取蜀地而已，如果我们南奔，他们必然乘我们退败之势，随后穷追，这是其二。如果奔投南方，对外得抵拒魏军，对内则供给衣服车马，费用增加，又无其他地方可以征收钱财，于是必然更加征耗各少数民族的财物，加速他们的反叛，这是其三。过去王郎假冒太子在邯郸称帝，当时世祖光武帝正在信都，受王郎的威逼，打算放弃信都、和成二郡而返归关中。邳肜劝谏他说：‘明公若西还关中，则邯郸地区的人民不肯捐弃自己的父母，背弃城主，而千里之遥为您服务，他们背叛您是必然的。’世祖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攻破了邯郸。现在北军逼进，陛下南行，恐怕邳肜当年所言要在今天应验了吧，这是其四。愿陛下早日打定主意，归降魏国可获封地、爵位，如果南奔，待山穷水尽再向人家投诚，那么灾祸就更大了。《易经》有言：‘亢字的涵义，是指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失，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死亡；知道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难道只有圣人如此吗？’所说的就是圣人知天命而不苟且，此为必然。所以尧、舜因为自己的儿子无德才，知道天命要将天下授与他人，于是就寻找能接受天下的人。儿子虽然不贤，灾祸尚无萌芽，而把天下授给上天中意之人，灾祸还能产生吗？！所以微子以纣王庶兄的身份，将自己反绑，嘴中含着玉璧投降周武王，难道他乐意这么做？不得已而已！”于是后主听从谯周的建议。刘氏没有受到杀害，蜀国也没有受到屠戮，都得力于谯周的谋划。此时晋文王司马昭为魏国的相国，因为谯周有全蜀归附的功劳，故封谯周为阳城亭侯。又下诏书征召谯周，谯周动身到汉中，因病不能前往。
咸熙二年(265)夏，巴郡人文立从洛阳返还蜀地，路过汉中拜见谯周。谯周在谈话之间，给文立在木版上写道：“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说的是司马，月酉者指八月，至八月司马昭果然死去。西晋立国后，多次下诏到当地官府，要他们送遣谯周。谯周于是抱病上车前往洛阳，泰始三年(267)才到。因为他的病未愈，被拜任为骑都尉，谯周自己上书陈述自己无功而受封，请求朝廷收还爵位和封地，皇帝并不答允。
泰始五年(269)，我曾作本郡中正，政务完事，请求离官还家，前往与谯周告辞。谯周对我(陈寿)说：“过去孔子寿七十二岁，刘向、扬雄七十一岁去世；今年我已七十岁，或许活不到孔子的寿龄，但活到扬雄、刘向的年龄是完全可能的，恐怕过不了后年，我必定长辞人世了，再也不能相见。”我怀疑谯周是凭术数知道这种事，而借此话表示出来。
泰始六年(270)秋，谯周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因病重而没有到职。当年冬天谯周去世。他的著述，计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等书共一百多篇。谯周有三个儿子，谯熙、谯贤和谯同。小儿子谯同喜爱他父亲的事业，也具有忠厚质朴的德行，曾被举为孝廉，任为锡县县令、东宫洗马，但对朝廷征召一概不应。
郤正传，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师人。祖父郤俭，汉灵帝末年任益州刺史，被盗贼杀害。时逢天下大乱，故此谷阝正父亲谷阝揖便留居蜀地。谷阝揖为将军孟达的营都督，随孟达投降魏国，作中书令史。郤正原名郤纂。他年少时即父死母嫁，茕茕孑立，但安贫好学，博览坟、典古籍。
郤正二十岁就写出很好的文章，入宫作秘书吏，转调为令史，升为秘书郎，直到秘书令。郤正秉性淡薄名利，而尤其酷爱文章，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之辈的文、赋，到当代的优秀书、论，举凡益州藏有的，他都百般搜求，大都过目诵读。他在宫中任职，与宦官黄皓相邻而处，长达三十年之久。黄皓从卑微到显贵，操弄威权，谷阝正既不被黄皓喜欢，也未引起他的憎恨，所以谷阝正的官位虽未超过六百石，但也没有遭遇过什么祸患。郤正学习先辈儒者，借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胸臆，其文名为《释讥》，是继崔马因《达旨》后的又一篇此类文章。其辞道：“有人规劝我说：‘从前代的记载得知，事业与时机相联系，名位与功绩不可分，然而名位与事业，是前哲首要的事情。所以创制国家的制度规则，不乘一定的时机是办不成的；要想声名流传后世，没有功劳是做不到的。名位须有功劳才显赫，事业要待时机才成功，身死而名随之而亡，这是君子引以为耻的事。所以通达知命者探究事物的发展规律，钻研它深奥而微妙的道理，观察自然的变化，分析社会的兴衰。辩才之人游说四方，智慧之人寻机应变，智谋者谋策划略，武士则奋武扬威，风云际会，千变万化，度势审时，求为世用，小事忍让而大事显能，公而忘私，虽有小曲而求大直，最终成就辉煌的事业。如今天下三国鼎立，阳刚正气未伸，四海之人，遭受祸难，感叹道义之沦落，怜悯百姓之颠沛，这正是圣贤拯救百姓、志士建树功业的时候。
你以高超的才干，美好的品行，广见博闻，留意道术，无远而不达，无幽而不显，挺身取命，掌管机密，出入宫廷，为国家之喉舌，朝中为官历经九考而职位不移，有进无退，探究古今真伪，考察时政得失。虽说你也能不时献一策、偶尔进一言，尽自己的职责，安慰自己所得的俸禄，但未能竭尽忠心，披肝沥胆，进献忠直，拯救百姓，使我辈草鄙之人也能仰知您的大名。何不放慢车速，掉头转轨，使您的车马轻松晏然，任意而行。纵马往前，须审定水之深浅而决定渡河的办法；寻上光明大道前进，播下秋兰以芳香人间，掖助我辈以展拓宏图，这也是一种盛事啊！’“我听后叹息说：‘呜呼，竟有如此说法！人心不同，就和人的面貌一样，你虽然容颜光彩，漂亮艳丽，但管窥蠡测，保守成见，不可与你讨论辽阔大地的界线，说明万事万物的要义。’“有人仰面扬眉贸然地说：‘此话怎讲，此话怎讲？’“我回答说：‘虞舜警惕当面赞同自己的人，孔子厌恶用心取悦自己的人，他们所言，很合我心意，我现就你提出的问题试以阐释。在远古鸿荒时代，民智未开，人类社会刚刚起始，三皇接受上天所赐，五帝验应祥瑞之兆，及至夏、商时期，遵循前人的典章制度。姬周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嬴政惨虐，兼并天下，于是风起云腾，奸诈满世，邪恶横行，巧诈萌发。有人伪装掩盖对敌人的仇恨，有人以不正当手段牟取名利，有人玩弄阴谋以要挟主上，有人以奇技淫巧来抬高自己，背弃正义而崇尚邪恶，抛离正直而亲近谗佞，为人无永恒忠心，处世不坚持节义，所以商鞅所立法规无用而邪恶并作；李斯所定法治失效而奸诈四起；吕不韦势力显赫招来灭族；韩非子理论受用而自身受刑。这都是什么缘故呢？利益使人心动，荣宠使人企羡，耀眼夺目的龙形图纹，雍容华丽的车马服饰，侥幸苟得，就高兴得辗转反侧，淫邪荒迷，恣意妄为，然而车未动铃未响而身死辕下，院未进房未住即梁柱倾覆。
上天收其灵魂，大地夺其福寿，人来吊丧，鬼砍其首。刚刚上到高冈，终而葬身深谷，早晨尚容光焕发，傍晚即枯死成鬼。所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惧债孽，超脱尘世，隐居安贫，有如泥路上拖着尾巴的乌龟，也不要浊世的好名声。如此之人难道是轻视君主忽视百姓，而不理时务吗？《易经》载有对人们行动的预测警诫，《诗经》记着对处世平和恭谨的赞扬咏叹，这都是上天的指令而客观规律使之然也。“‘自从我大汉王朝应天时顺民意，政治昌隆，有如阳春的光明，俯察地理，仰视天文，传播皇家恩泽以哺育百姓，推行德治教化使风俗正淳，君臣有秩，各守其职。皇上有从谏如流的宽阔胸怀，臣下有救匡扶正的尽职之心，官吏无虚华不实的荣宠，百姓有自己某一种好的品行，勤勉道德修养，崇尚处世忠义。然而世事发展有高潮也有低潮，万物生长有兴盛也有衰败，有声响亦有静寂，有光明即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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