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情不自禁地就会撒谎。我呢,只是做了一件上帝拒绝给我能力去做的事。’
“安娜用两条柔嫩的胳臂突然抱住我的脖子,小脑袋靠在我的胸前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瞧您这模样儿!’她低声说。‘帽子不戴,大衣也没穿!’
“‘嗯,安娜……我大概忘记了,在走出来的时候。’
“听了这话,一双小胳膊把我抱得更紧。--在黑暗的旷野里,万籁俱寂。小狗也乖乖儿地躺在我们的脚边。要是此刻有谁瞅见我们,他一定会以为我们在这儿结下了终生之盟。其实呢,却仅仅是一次诀别。”讲到这儿,沉静的男子凝视着他刚才端在手里的酒杯,好像他青春时期的旧梦将从林底重新显现出来似的。--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扉,送进来一声从空中飞过的鸟儿的啼叫。
他抬起头来。
“听见了吗?”他说。“那天夜里也就是候鸟的这样一声啼叫,催我俩动身回家去。随后,一路上,我们始终手牵着手。
“第二天早上,卡特琳娜夫人自然从她上面的阁楼中来到了我房里。老太太激动得什么似的。‘而且是在这些小城市的人面前!’她吼叫着。‘不,monsieurvalentin,您压根儿出不来台!您瞧,这样--当年我就是这样走上台去的!’说着,她一抖纱巾,便以一位女皇的姿态,站在我的跟前。‘我倒想看看,看谁敢来担任我喉咙!甚至在咱们的大师面前,我也只有一点点发抖。’
“然而这能帮我什么忙!--加之当天我就得知,我的老同学也要来城里当音乐教师了。看来他的艺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的;不过人家到底有我所缺少的东西。我心里明白,我非走不可了。
“几天以后,安娜帮着我收拾好我那小小的箱子;从她的眼里,洒下了不少同情的眼泪,有的就滴落在我的旧书上。临了儿,反倒是我去安慰她。
“至于向何处去的问题,我未加考虑;这儿在我的故乡,我虽说没家没宅,可在城外却有我双親的墓地。--到这儿以后,我把自己的家计从箱子中检出来,才在我的乐谱底下发现了那个十分熟悉的水晶盒儿,里边满满的都是薄荷糖。--好心的卡特琳娜夫人,她说什么还是把奖赏发给了我。”
“可时候不早了,”他突然站起身,从袋里掏出只大金表来看了看,说,“早已过了一般市民上床的时间!我的漂染匠老两口会怎么想呢?”
“可安娜?”我问。“她后来怎么样了?”
他正忙着把长烟袋挂到我刚才替他从那儿取下来的钩子上去。随后他转过身来,脸上重又漾起那沉静的、孩子般的微笑,模样看上去俊了许多。
“安娜怎样了?”他重复着我的问题。“她变成了一个高傲的少女总会变成的那样,变成了一位贤妻良母。当我们的卡特琳娜夫人从这个世界舞台上艰难地退下去时,安娜给了她所能希望的忠心的照顾,使她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后来,她虽然没能嫁给一位王子--这点她还来得及向她的奄奄一息的女朋友认输--却仍然找了个善良的教员做丈夫。夫婦俩搬来这座城市已经好些年;刚才,在您碰见我的那会儿,我便正好从他们家里出来。”
“这么说,安娜就是您那心爱的学生的母親喽?”
他点点头。
“不是吗,命运对我还挺不错?--可是现在得向您道晚安,别忘了来取毕尔格尔的诗!”他戴上他灰色的礼帽,走了。
我把身子探出敞开的窗户,对他再大声道了一个“晚安!”看见他跨出楼门,然后目送着他,直至他穿过路灯黯淡的街道,最后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
夜,一片静寂。在黑沉沉的大地和黑洞洞的天穹之间,酣睡着的人类,带着他们不可解的命运之谜。
大约八天以后,我又走在前往漂染匠的寓所的路上。还离得老远,我已听见从那里飘来的钢琴声。“嘿,”我暗忖道,“今天总算碰上他在满怀[jī]情地弹他的莫扎特啦!”可是当我进了楼门,站在我朋友的房间外面时,才听清里边弹的是舒伯特的即兴曲,而且并非出自一个男人之手。
“滑音,不是顿音!”这时响起了我朋友的语声。
可另一个稚嫩的异常清亮的嗓音回答:
“我知道,叔叔;可顿音在这儿不是好听得多吗!”
“唉,淘气鬼!”他又说。“等你自己写得出曲子的时候,你才可以爱怎么弹就怎么弹。”
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便是一串圆滑音,我仿佛清楚地看到,十根纤细的手指从键盘上飞快地掠过。
“好,再来一遍,看你是否已经有把握!”
于是又弹了一遍,弹得非常沉稳。
在我面前的门上,贴着一张显而易见是今天才换的新字条:
她康复了!叫我怎能不赞美上帝;
大地是这么美,这么
光明,就像天国里一样,
能在大地上行走,啊,真欢畅!
这节诗出自《汪兹贝克信使报》;它,我很熟,可我的朋友瓦伦廷这次作了点小小的篡改;老阿斯穆斯①在诗里本来只是讲他自己的病好了。
①阿斯穆斯是德国诗人玛蒂阿斯·克劳迪乌斯(174-1815)的笔名,他以此名主编《汪兹贝克信使报》,引文摘自他的《病后》一诗。
我这么想着,推开了房门,看见瓦伦廷身旁的钢琴前边坐着个小姑娘;她抬起头来用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我,身上还满是孩子气。
我的朋友站起来,可爱地、这次也有几分尴尬地微笑着。
“找们新近的聚会您大概还觉得不错吧?’俄把手伸给他,问。
“我?”他应道。“啊,太好啦!您觉得呢?我像是讲了许多话;您了解,两个人面对面,酒又那么好!”他几乎是在窃窃私语,仿佛必须请求我原谅似的,而与此同时,淡蓝色的眼睛却望着我,流露出无法形容的诚挚感情。
“我相反,”我说,“我还不满意;您必须再给我讲讲!不过,”我轻轻地补充说,“您先给您那心爱的学生把课上完!--准是她对吧!--我呢,则趁这个空子去您书架上找毕尔格尔诗选。”
他连连点头。“我们就完了!”说着,又回到了他的学生身边。
我在他小小的藏书中搜寻着,很快就找到了那两本肖多维基版的毕尔格尔诗选,从两本当中我随便地替自己抽了一本出来。我欣赏着诗选的封面画,看见伟大的叙事谣曲诗人头披十七世纪的蓬松鬈发,正在市集广场上唱歌弹琴;与此同时,我耳畔回响着的却是舒伯特的即兴曲,一个端着咖啡具和糕点盘的女佣走进房来。
她把一块白色撒花台布铺在按发小几上,将端来的东西全部放整齐,两只蓝白色的咖啡盏很快便搁在一把朋茨劳地方产的彩釉陶壶旁边;然而经瓦伦廷一示意,她立刻送来了第三只。这情况仍未逃出我的眼睛,虽然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让写在小书的白色扉页上的一首诗给吸引住了;诗句还是幼稚而带孩子气的,可诗中却透露出一股像春天的呼吸一般的清新气息。
可爱而美丽的主的世界,
你照亮了我的。心底!
我的心从未像这样战栗,
当蓝色的光震袅袅升起;
草地吐放出甜美的芳香,
百灵在高高的天空欢啼:
“谁的心忠实、虔诚、纯洁,
谁就会一起唱我的歌曲!”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歌唱,
我知道:我的心善良又美丽!
我念了又念;原来就是那首吟咏开满了紫罗兰的草坪的小诗!整个瓦伦廷都在诗中,如我了解的他那样,他小时必定就是这样。
正想得出神,他本人已站在我面前,手里牵着那个苗条而略显苍白的小姑娘;她的一头揭发很有光泽。
“是的,”他说,“这就是我親爱的玛丽;我们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重新一块儿度过礼拜天下午,而且,确确实实,您也来参加,这令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可是随后,当他看见我手里拿着写有诗的那本书时,脸突然像个小姑娘似的绯红了。
“请您拿另一本吧,”他说,“我请求您,那一本的字迹要清楚得多。”
然而我坚持抓住不放。
“我不可以拿这本吗?还是您自己舍不得它?我看出来,它是您童年时代的纪念。”
他差不多是感激地望着我,说:
“您当真想要?真这样,它就算适得其所--再好不过!”
接着,我们王人便围坐在沙发的小几旁,喝礼拜日的咖啡;小姑娘斯斯文文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一边不声不响地听我们谈话。
“对了,我的朋友,”我说,“还有一点您一定得告诉我;这褐色的饮料不是也能助人谈兴吗?您那块紫罗兰盛开的草地后来怎样了?春天的阳光是否还照着它,抑或它像许多美丽的所在一样,也已变成了马铃薯地?”
瓦伦廷脸上闪现出一丝得意的、甚至是有些狡黠的微笑。
“您看样子还不知道吧,”他说,“我暗地里是个胡乱花钱的人哩!”
“什么什么,我说朋友!”
“真的,真的!那片草地原本属于一位古怪的老头儿,后来却归了我,也就是说,我用白花花的银子,把这块没用的地皮从他的遗产中买过来了。--你说不是吗,玛丽?”他冲自己心爱的学生点了点头。“咱俩了解它的价值,咱俩还知道,在难过生日的时候,一定得上那儿来紫罗兰去!”
苗条的小姑娘这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用胳臂搂住他的脖子。
“在媽媽过生日的时候,”她低声回答,“可离现在还远着哩,伯伯。”
“喏,喏,春天总会再来的嘛!”
“上帝保佑,瓦伦廷!”我说。“到那会儿允许我也一块儿去帮着扎花环吗?”
话音未落,已同时向我伸过两只手来:一只细长、美丽、稚嫩,另一只--我知道它是一只忠诚的手。
我未能去帮助扎花环;冬天还没有过完,生活就迫使我远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以后,还有一回,通过一位共同的熟人,我得到了来自瓦伦廷的问候;还有几次,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盛开着紫罗兰的草地;再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位默默无声的音乐家的形象,渐渐地,已完全消失在另外一些奔趋到我眼前来的新的形象后面。
差不多过了十年,一次,在旅途中,我到了德国中部的一座相当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乐团在远近一带都享有名声,不仅仅因为它本身的表演出色,还因为它的领导能够在财力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每次都为音乐会从外地请来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时值深秋,我抵达时天色已晚。来火车站接我的是一位当地的爱好音乐的朋友,一见面他就向我宣布,今晚上有一场器乐演奏会;我必须马上和他一块儿去,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我凭经验知道,对这样的热心人你是毫无办法的;我于是把行李提单和途中使用的多余物品统统交给一家旅馆的接客人,随后便坐上一辆出租马车,以双倍的车钱让它把我们飞快地送到那座我从前已经熟悉的“博物院”去。路上我还得知,今晚清来了一位年轻女歌星,她不只在演唱古典歌曲方面堪称一绝,而且还有那种异乎寻常的怪脾气,就是总以某个完完全全不知名的人的弟子自居。
等我们赶到时,音乐会已经开始;我们不得不静候在紧闭的大厅门外,直到《赫布里顿序曲》的余音散尽,厅门重新打开了。我朋友塞了一张刚刚弄来的节目单在我的外套胸袋里,拉着我走进挤得满满的大厅,一眨眼工夫,也不知道怎么就给我们变出来两个座位。我身旁坐着一位白发老绅士,线条细腻的脸上生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好,莫扎特!”他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把手掌交叠着,放到一块摊开在双膝上的黄绸子手帕上。
少顷,我正借着煤气灯的明亮光线观看大厅中朴素而色调雅致的墙壁,那位女歌星已经出现在舞台上,也不过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姑娘,两边的太阳穴分各拖着一条深色的辫子。乐队奏出《唐·璜》第二幕中艾尔激拉咏叹调的过门。只见她举起手中的谱纸来,唱道;“lngualieccessi,onumi!”①我立刻觉得,我一辈子还从未听见过这样既朴实无华又感人肺腑的歌声;旁边的老绅士不住地使劲点着脑袋;这真是能将世间的一切痛苦化为动听的音响的艺术!可不一会儿,像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歌声终止了,而且正当我们侧耳倾听,如醉如痴的时候,大厅中响起一阵阵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喝彩声,以及零零落落的掌声;可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叫好。一个坐在我们前排的年轻人转过他那梳得光光的头来,问我身旁的老绅士:
①意大利语:多么罪过,天啊!
“你认为咋样,叔叔?嗓子很美,可有点特别,看来是自己练的!”
老绅士眯缝着眼睛盯住他。
“是吗,我的好侄儿,”他说,“你的耳朵真尖!”随后,他很有礼貌地对我转过身来,以近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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