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及三十分之一。同治甲子，东南大定，江荪巡抚李鸿章又奏减江苏苏、松、太三属漕米五十四万余石，浙江巡抚左宗棠又奏减浙江杭、嘉、湖漕粮三分之一，朝旨悉允所请施行。
朱文端请永杜加赋大臣遗疏，多子孙宾客为之，即力疾手定、弥留口占者，亦叙述恩遇，泛论治体者居多。独朱文端公轼疏云「万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财尤宜郑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于几微，在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若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傥有言利之臣倡为加赋之议者，伏祈圣仁干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云云。
免租税漕粮高宗自奉俭约，不许街市用金银饰，禁浙江组绣，代以刻丝；御膳房日用，屡加核减，至末年，岁用仅二万余金。惟关民间大计者，则不计。西域、金川用兵至一万万零四千余两，河工、海塘以亿万计，丙寅、丁酉、乙卯，普蠲天下正供租税三次，辛卯、庚戌、丙辰，普蠲五省漕粮四次，初不吝也。
范承勋奏除蒙番赋籍吴三桂开藩云南，尝割丽江边界地赂蒙番，赋籍尚留。尚书范承勋督云贵，奏除之。
耗羡归公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其端则发于山西巡抚诺岷、布政司高成龄.盖先是，州县征收火耗，藉资日用，上司所需，取给州县，不无贪吏借口上司容隐之弊。雍正甲辰，诺岷请将山西一年所得耗银提解司库，除抵补无着亏空外，分给各官养廉，而成龄复请仿山西例通行直省。上以剔除弊窦，必更定良法，耗羡必宜归公，养廉须有定额，诏总理王大臣九卿会议.会各省皆望风奏请，议遂定。
沈端恪力争耗羡归公之议沈端恪公尝争耗羡。盖耗羡归公之议，刱自田文镜、诺岷。世宗已许行，而犹召九卿议之。众以上意所向，不敢争，沈独争之，力言今日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于耗羡之外，更添耗羡，他人或不知，臣起家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世宗曰：「汝为令，亦私耗羡乎？」沈曰：「非私也。非是，且无以养妻子。」世宗曰：「汝学道人，乃私妻子乎？」沈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养妻子，若废之，则人伦绝矣。」世宗笑曰：「朕今日乃为沈近思所难.」是日，众皆为沈危，然上虽不用其言，亦不怒也。
西康粮税西康粮税，土司、呼图克图征收实无定章，亦多寡不一，百姓耕地栽种一斗，年出产十余斗者，征粮数升。若土司、呼图克图之公地有与百姓之地相连者，则免百姓耕地之粮，命百姓备籽种，代耕公地，秋收时，土司、呼图克图但收公地所产之粮.其征固轻，而征银即较粮重一二倍。每年征粮之外，若婚嫁、兵事，则另派百姓纳银，一年数事，则派数次。一二年无事，则以三年朝贡之事派之。且征收粮税，系头人经手，土司征粮一斗，头人加征一升或半升不等。于牧场则征马、牛、羊，或羊、牛肉，或酥油，其派银仍与耕地者同。至光绪乙巳、丙午间，里、巴两塘改流，另定粮赋章程，征收虽较前加重，毫无杂派，百姓闻风，咸恐土司、呼图克图苛虐，极愿改流。惟改流之事不利于土司、呼图克图及头人等，若辈故动辄阻挠耳。
田法四川成都北门外昭觉寺，田业张广，岁所盈积，更以置田。某县令新莅任，闻而恶之，谓：「若任其添置，则成都之田，将被购尽.」乃定自后寺中不得置田。于是岁所入租金悉埋诸地下，每岁约得五六十万.又上海人置田过五十亩者，辄被举为保正，虽隐寄不能避也。故凡富户购田，均不敢过五十亩。又扬州富人购田，辄被掯勒，不能得颗粒租，故扬州富人独不置田。
关税各省关税，以乾隆癸酉奏销册籍稽之，共四百三十三万，当时各省最为富饶，商贾通利。后司事者冀久其任，岁增盈余，至乾隆乙卯，则加至六百四十六万有奇，故不免亏缺。司事者重征以饱私囊，亏缺数目，仍归正供销算，徒有赔补之名，从无倾其私囊者。至嘉庆甲戌，浒墅关亏缺二十余万，他税称是。藉亏缺为名，日加苛敛，以致商贾不前，物价昂贵，民大有损.使轻其征收之款，而核其实入之数，虽不及乙卯之丰，亦必以乾隆癸酉为则，年销年款，国课不致虚悬，贸易亦沾实惠，诚上下两便之术也。
海关常关康熙乙丑，就沿海贸易省分，设江、浙、闽、粤四关，称海关监督。道光壬寅，与外国订约，开五口通商，设关征税，后渐开至三十余口，并增三十余关，即世所称海关隶于税务处者是也。海关任洋员，谚有「洋关」之称，又或求别于常关而称「新关」，皆非也。海关、常关性质既殊，税率亦异，所税船货，其类尤别，宜乎自为统系，无联属之关系.而五十里内外常关之区别，则沿光绪辛丑和约而来也。辛丑赔款，常关亦列抵押，通商口岸之关，应归海关兼管，厥后，遂以口岸五十里内者属税税司，五十里外者仍属监督。其后制定两权并立，计有海关四十处，分关、分卡一百零三处，常关二十二处，分关、分卡六百四十五处，名称固甚复杂也。
梧州关梧州一关，扼左、右江之冲，百货往来，榷征极重。监督所入，大率岁赢十万，酬应开销均在其外，丁役陋规亦在其外。全省官场，指为第一肥乡，无不沾其余润。
花子关淮安关久有花子关之目，以其搜括无遗，形同乞丐也。
重征洋米税国初，洋米入海口，重征其税，阮文达公元官粤督，始奏免之。阮有诗云：「西洋夷船来，毡毳可衣服。其余多奇巧，价贵等珠玉。持以示贫民，虽巧非所欲。田少粤民多，价贵在稻谷.西洋米颇贱，曷不运连舳？夷曰船税多，不赢利反缩.免税乞帝恩，米舶来颇速。以我茶树枝，易彼岛中粟。彼价本平常，我岁或少熟。米贵彼更来，政岂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岁亦足。」
活税死税直隶州县，多恃骡马税，虽号称由州县承办，而往往分给一二处于巡检、典史，数目各县不一，且时有改为活税者。活税，每价一百千抽一千。死税，则骡马八百一十，牛四百五十，驴三百有零。以上皆系外收之数。交官则骡马三百六十，牛一百六十，驴一百二十。计南宫一县，外收至三四万，而交官不及半，至报部不过数百金而已。
粤东税契粤东州县交代，仿照山东办法，各清各任。实任出差调帘或别有事故，委员代理者，代理期间，归并前任统算。每有因流摊各款彼此互争者。其实交代局中，祇问正部及解司三项，如已解者结报，未清解者严追。交代册内有解长别款，或款为代垫者，虽盈千累万，不计也。其最无理者，为短征税羡一款。州县税契，由于民间买卖田产，然不能一定，其置产之人，多因省费，匿不投税过割，白契管业.图利之徒，平日收受契据，伺州县官卸任时，减价招徕，始行投税。州县官临交卸时，祇求有契来税，不问真伪，不论年月，来者不拒，即予印发.迨朦印后，因此缠讼，轇轕不清，而定章，州县短征税羡，即须赔缴.盖由于同治间某方伯曾下一檄，谓各牧令如能将税羡长解者，分别调剂，于是各州县纷纷解长，甚有解私囊而见好上官者。次年，方伯又下一檄，谓即以上年所解之数作为定额，于是害民之事，又变而害官矣。后改为三联税契，不用契尾，又将契价酌留二成办公，官民始交受其益焉。
扬州盐课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斤计之，场价斤祇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课致之，商人积弊累之也。诸商所领部帖谓之「根窝」，有根窝者，每引抽银一两，先国课而坐收其利，一也。运脚公用，额定七十万，其后十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汉口岸价，每引又派一两有奇，三也。即此三项，已倍正课而过之。加以盐院供亿，各大宪缉捕、犒赏，又豢养乏商子孙，月支万计。最奇者，当时有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又总商谒见盐院，一手版数十文耳，而册载一千两。率由总商妄立名目，取诸众商。委员王凤生查请裁革焉。
王文恪整理盐纲两淮盐务，积弊甚多，亏正、杂课以巨万计，岁尽而前岁纲未集。王文恪公往勘，疏请节浮费，革根窝，定桶称，编船号，疏运道，散轮规，弱带销.大旨谓商本轻则盐价自贱，私贩不缉而自消，旧欠轻则新纲可清，积压无因而借口。且疏销巡缉，责成州县汛弁，而盐政非所属，令沮不行，请裁盐政，由总督兼辖。朝旨允之。
李仲昭劾办舞弊鹾贾李御史仲昭，番禺人，少生海隅，洞知盐筴利弊。长芦盐课有易称弊，每引浮数百斤，致壅滞难销，动损国课，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李补官旬日，露章劾之，枚举其弊，仁宗怒，命留京王大臣审讯，皆引服。查有圻论戍，其余降革有差。
陶文毅整顿两淮盐法自陶文毅公澍改两淮盐法，而盐商顿变贫户，凡倚鹾务以衣食者，无不失业，一时谤议蠭起。扬州人士为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拈得此牌，虽全胜亦负，故得者无不诟骂；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此者虽全负亦胜，拈得之，辄喜而加以谑词，其亵已甚。文毅闻之大恚，即具折力辞盐政及江督之职，廷旨未允。一二年后，其风始息。
厘金厘金之起，由副都御史雷以諴帮办扬州军务时，江北大营都统琦善为钦差大臣，所支军饷，皆部解省协，雷部分拨甚寡，无计请益，乃立厘捐局，抽收百货，奏明专供本军之用。行数月，较大营支饷为优。运使金安清继之，总理江北筹饷局，为法益密。各省亦起而仿之。然上不在军，下不在民，利属中饱，鄂抚胡文忠公林翼精思熟虑，法刘晏「专用士人理财」一语，加以章程，课法详明周至，遂立富强之效，全局赖以振兴.东南各省，继起日盛。大率皆秉其法，民亦相与安之，几若丁田之有赋役矣。文忠尝言厘金之设，专取于商，不取于农，较加赋为优。其法，凡诸贾人积贮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钱，官取其厘，分别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设卡，穷民小本经纪者免。故商贾不病，而大有裨于饷，军兴十余年，赖以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虽创行于雷，而其议实倡始于乌程监生钱江也。江字东平，尝客广东，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粤寇乱时，往邵伯埭投雷，历言用兵、理财诸法。雷大悦，辟置幕府，佐雷办理粮台，遂立厘金之法。嗣江与雷积不相能，雷竟戕江，于是人但知雷创行厘金而知江者少矣。然厘金之法行之既入，官吏待缺者视为利薮，设局日多，立法日密，胥吏、仆役，一局数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蚀，甚至石米、束布，搜括无遗，则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尽善也。雷既用此策，军用日饶，公私交裕，又使江与同幕五人亲赴下河，督劝捐纳，不从者胁之以兵，时人畏之，目为五虎。
金安清办厘捐金安清字梅生，秀水人，由佐杂起家，洊至两淮盐运使，长于理财。咸丰末，江苏全省沦陷于粤寇，完善者仅江北十余州县，时金以两淮盐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局以供军饷，岁有赢余，所用综核之员，最著者为杜文澜、宗源瀚、许道身三人。方开办之始，召诸员入谈，询以月薪若干金始不绌于用，所对者或多或少，次日授檄，则皆如其言而倍之。且谓之曰：「诸君但计日用，未计有意外事，今并意外事亦足办矣。若更有一文染指者，当以军法从事。」众人无不懔栗，踊跃从公。故得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使无脱巾、哗溃之虞者，金与有力焉。
法越战前之粤西厘税粤西之西南，距桂林较远，为通滇要隘者，曰百色厅，右江镇驻思恩府，近资控制。沿江市易，以木簰为大宗，由右江转入府江，南下东省，关征厘榷，颇有可观.惜无专司之人，仿湖北新关、江宁下关木税章程切实办理者，故全省一岁所入地丁杂项不过二十万金，厘税则有四十余万，惟米捐为最巨。当法越事起，东省水灾，恃西米以济，中外合词奏免米厘，西饷因以大匮.朝廷特允西抚之请，拨粤海关税、四川盐课济之，仅可自保。盖西省边区，向由部库、邻省协拨，军兴而后，协拨十不得一，亦惟倚厘税一项而已。
洮南货币洮南之蒙人交易，全用现银，而自他处购办货物，以奉省钞票为宜。但奉票太少，不敷市面之用，故兼行吉、黑官票。且又有本城商家所发纸币约十六万元左右，然以准备不充，信用缺乏，较奉票差至一角有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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