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以其气象万千的风貌和纷纭繁杂的艺术形态，正在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观念。或者确切点说，它正在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学观念。邓友梅近年来描写北京民俗生活的一组小说闪耀着奇异的彩，向我们提出了不少值得探求的艺术课题。
作者从一九五一年问世的女作《成长》，到七八十年代发表的《我们的军长》、《拂晓就要进攻》和《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中短篇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潇洒俊逸的陈毅军长形象和男女普通军人的英姿，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驾驭军事题材的艺术才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原本是新四军的红小鬼。活跃于连队的宣传员。邓友梅是以五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而蜚声文坛的，在此前后他还写过《小英子》、《“抹灰大王”认师傅》和《邵氏兄弟》等作品。作者写建筑部门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业题材小说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北京建筑工地曾是他长期生活的基地。粉碎了“四人帮”，作者重返文坛以后，还写了《别了，獭户内海》、《喜多村秀美》、《他乡遇故知》、《万桥》、《据点》、《猎户星座行动》等中日两民族的历史悲剧和今天友好交往的小说。不言自明，这是作者早年在齐鲁土地上参与抗日斗争。在日本当华工和八十年代重访日本的生活显影。令人惊奇的是，一九七九年春，《话说陶然亭》猝然出世，它以迥异于当时“伤痕”文学流的奇丽彩，震惊了文坛。这是作者偶尔为之吧？当人们正在惊奇地打量邓友梅的时候，他竟然如数家珍似的又亮出了短篇小说《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铁龙山〉一曲谢知音》，中篇小说《那五》、《烟壶》等。它们联袂而来，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这一组作品以独特的人物、浓淡相宜的民俗彩和耐人咀嚼的北京风味，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了邓友梅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你把它们归人文学的哪一类呢？工农兵学商，这些传统的文学题材的观念都无法容纳它们了。作者开拓了另一生活天地，描写了别样装束的人物。尽管他们的生活经历，职业。阶层、社会地位和个人禀赋各自有别，但他们生活在共同的区域，都是文明古都的市民，因此，我们只能把他们称作市人小说了。
自然，市人小说并非始于邓友梅，也不能说它是文学的旁门侧道。它源远流长，从某种意义说它是小说的源头之一。早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卜伽丘的《十日谈》问世了，茅盾说它是“市民的文艺式样第一次果实”，它“把散文的文艺表现力提高了一阶段，并且开始了‘小说’的纪元。”我的市民文学的“第一次果实”即宋话本，它比欧洲小说的“纪元”早了两个多世纪。鲁迅指出，突起于城市勾栏的“宋市人小说”，“这类作品，不但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①市人形象不仅在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雄踞要位，甚至我的古典长篇名著《浒》和《红楼梦》也都给了他们可观的位置。以北京风味小说著称的老舍，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市民文学的大师。邓友梅虽然没有正式宣称他写的是市人小说，但他说过“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②出于宋人张择端手笔的《清明上河图》，乃是拥有五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北宋京都汴梁的市人风俗画，它与宋代的市人小说交相辉映，对后来的市民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友梅追求《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实际上道出了他的美学理想，表明了他的创作师承了传统的市人小说和老舍的文学风骨。然而，师承并非照搬，法古不是仿旧，他有他的写法，他的路子。作者说他正在“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③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是写市人相加民俗画。当然，真正的艺术画面不是几种调的加减法，它是有机的融合。应当说，它是北京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情。世态的风俗画上的市人相，或者说是市人相的民俗画，这就是邓友梅的近年小说的基本特征。
①鲁迅：《中小说的历史变迁》。
②邓友梅：《〈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载于《小说选刊》1982年第2期。
③同②。
巴尔扎克自称是“风俗史家”、“社会学博士”。在《＜以人间喜剧＞前言》中他以明晰而坚定的口气说，他这个“书记”要写十九世纪初到四五十年的法历史的“风俗研究”，《人间喜剧》是“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巴尔扎克特别强调多卷本的文学作品描写历史、时代的统一和完整。尽管他十分推崇英小说家司各特的才能，说他把“不朽的金刚石镶嵌在修文习艺之邦的诗的王冠上面”，但是他尖锐地批评司各特“没有想到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巴尔扎克在他的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中，人物在各部作品中交叉出现，以其瑰丽的风俗史画，把众多的人物和多式多样的生活场景“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一部法‘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这是巴尔扎克对文学史的独到的了不起的贡献。将今人与历史上的文学巨匠相比附是滑稽而幼稚的。何况，邓友梅的民俗小说还仅仅是开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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