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来说，不过是“一点试验”。帷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但是，从描写北京市人风俗画这一总的结构图来说，它们交相网织，形成了独特而又相当完整的生活领域和艺术的天地，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为既各自独立成篇而又相互关联的组列小说。它们是小说，但也是珍贵的历史，几代帝都的北京的民俗历史画。不少论者对他的单篇作品、单个人物形象和他描绘的民俗画，已经作了评论，现在亟须的是把它们缀连起来，从其反映和概括新旧北京历史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加以综合的考察。我们评价邓友梅的创作不能不把他放在新时期文学的总流里，从他的市人小说所结构的艺术全景，从总和历史的角度，看他为当代文学画廊究竟提供了哪些新鲜的社会画面，创造了哪些崭新的人物形象，看一看这一组人物形象和社会画面具有哪些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①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1988年4月初）
北京作为历史的名城它是古老的，作为人民共和的首都它又是年轻的。因此它汇集了历史的与新型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市民文学的观念也不能作简单的狭隘的理解，它并非是单写小市民的卑微心理和生活琐事。市民即城市之人，他们是由多阶层、多行业、多彩结……
[续邓友梅论上一小节]构而成的，以北京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当代作家作品，真是彩缤纷，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长篇巨制《青春万岁》等，写的都是北京人，但他不是从市民而是从新中的革命干部与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角度去写北京人，它洋溢着革命的青春的气息，而不在于透出“京味儿”。邓友梅则另辟蹊径，他的笔锋挑开了古老北京的历史幕布，拂去了各人们蒙着的文明面纱，把形形的人物推上了他所绘制的历史舞台，从王贵族。富豪遗孀、纨绔子弟到市井细民，从行医郎中到小报记者，从“小说家”到说书唱戏的，从书画烟壶古董商到地痞流氓，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以及由他们结构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里也难以看到的八旗子弟史。梨园史。文物书画烟壶史和艺人史，领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风光。繁杂的经济细节。纷坛的社会知识和老北京的民俗味儿。
在作者笔下的北京人物谱里，我以为塑造得饶有彩而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是那五。他是作者长幅画卷的轴心，由他的迹生涯带出了老北京的各类人物，环绕着他的行踪又展示了古都的彩斑斓的历史画。因此，要评价邓友梅的人物系列和他的二十世纪北京的“风俗研究”画，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五，《那五》可以说是满清贵族子弟传。在当代文学画廊上，他也是仅见的艺术片典型。那五这个形象早在《寻访“画儿韩”》里就出场了。他拿甘子千的仿作《寒食图》当作真品到“公茂当”去当，一上手不过是凑趣赌胜，但在当画、赎画全过程中他无疑是扮演了不光彩的骗财角。那五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物呢？揭开这个谜的不是《寻访“画儿韩”》，而是把他单独“拎”出来作为主人公的《那五》。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其父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是货真价实的名门清族的后裔，但也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这一个”。斗走狗，听戏看花，提笼架乌，无所不能，惟独不能自理生计。有人奇怪中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什么不会掀门帘（这是一种连学步幼儿也都会的最简单的生活技能），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事有人侍候，自然不必“御手”动帘了。那五比不上溥仪，但他也是用金钱塑造的金枝玉叶，可惜他的时运不佳，福没有享上几天，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和家业的败落，他也变成身无绝技。腰无分文的“舍哥儿”了。
吴祖光在评介《那五》的文章里，曾引用周总理告诫干部子弟的话，要求他们吸取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训，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做不劳而食的寄生者。这的确点出了那五形象的教育作用。然而，这一艺术典型主要在于它有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他混杂于三教九流，什么都干过，但正如他的学艺师傅胡宝林说的，他“什么也没干过！”迹半生，一事无成。作者用真切。幽默以至带点揶揄的笔调，撕开了这个贵胄王孙的寄生。但是，那五的人生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寄生，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他格中所蕴含的传统的民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同样是构成那五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五本来有两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使他独立谋生，变成一个面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一次过大夫劝他“放下架子”，跟他学医。当医生，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养家糊口的相当光彩的职业，但那五说什么：“我一看《汤头歌》、《葯赋》脑壳仁就疼！”一口拒绝了学医正道，反而想学医道所不齿的给“大宅门小”“打胎”的偏方。另一次，武存忠（他在《那五》里现了一个旗人依靠劳动。自谋生计的正面人物）劝他学打草绳，同样也被他拒绝了。那五自认为：“我这金枝玉叶，再落魄也不能卖苦大力呀！”这无疑是他的寄生格的大暴露。值得探究的是，他为什么好话听不进去，反而轻易地听从黄小报《紫罗兰》主笔马森，“整趸零售”的小说商人“醉寝斋主”，拿艺人当摇钱树的贾凤楼之流的旁门邪道的诱唆呢？当然，这是那五“耐不住寂寞、受不了贫寒”的寄生人生观的反映，但还有他格的另一面，即恶劣的民使他热衷于此门之道。他所以干小报记者，买稿发表以充当小说家，因为他从中“过过当名人的瘾”，甚至还有一种“重振家声”的“晕乎乎热腾腾”的自我感觉。贾凤楼叫他当“量活”的，合伙“架秧子”骗钱，这不能说是那五的本意，但是他在“清音茶社”场上佯装阔“经理”，大把大把地甩钞票（其实是贾凤楼提供的），点戏，捧角，那种得意忘形之态，竟然“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当然，那五不是阿q，一个贵族后裔，一个贫穷农民，然而，内中空虚、外表尊大的大清帝的那种没落的腐朽的社会风气，污染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民精神。那五本是个清贫如洗的破落子弟，但他并没有从家世中衰，由富变穷的挫折中正视现实，不能自谋生路，反而在“混”和“骗”中梦想恢复过去的荣华富贵。根生于没落王朝和腐朽阶级的民，在那五身上有其独特的表现，用作者的话来概括，那五是“倒驴不倒架”，它同“精神胜利法”有其相似的意思。他以往昔的“家族声势”来安慰自己，用虚造的幻影来*醉现实中的穷困无聊的自我。寄生与民在他身上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那五这种植根于腐朽没落阶级的“倒驴不倒架”的民的弱点，使他在寄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过惯了寄生生活的那五，又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精神胜利法”里讨生活。所以说，寄生与民的某些特质相混合，乃是那五悲剧的格之因。那五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概括了相当深广的历史生活和社会内容。“倒驴不倒架”的那种腐败无能而又妄自尊大的民，那种坐吃山空。好逸恶劳。玩世混世的寄生，害了那五，也是由盛而衰的满清贵族阶级的致命伤。旧中的寄生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寄生，特别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某种民的余毒，仍然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散着臭味，在某些角落里仍然依稀可见那五的影子。那五典型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那五》的结尾，作者用章回小说的笔法写了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招来多少为难事！此后那五在新中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至今，我们尚未看到《那五》续篇的问世，那五在新中的“演义”，我们……
[续邓友梅论上一小节]还得耐心地等待作者。不过，从作者的其他小说，比如《双猫图》里的金竹轩，我们从他身上似乎看见了那五的影子。你看，金竹轩的“伯父是贝子”，身出名门，算得上一个贵胄子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八旗子弟的“铁秆庄稼”的消失，他也变成个四壁空空的穷光蛋了。这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纨绔少年，虽然不像那五混迹于三教九流，但他只能给人作清客。当清客虽然不必手提竹篮沿街乞讨，但与那五一样，都得“靠出卖自尊心换饭吃”。幸而解放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考虑到他的民族和家族的关系，给他安排了工作。尽管是芝麻粒大点的文书工作，但这是金竹轩平生第一次有了正当的职业，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差，所以他感激涕零他说：“政府派我工作，这够多抬举我……够面了。”新中的三十儿年，金竹轩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遇到点波折，当了几天“封建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他有退休金的固定收入，生活用不着忧愁。特别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礼聘为故宫博物院整理论文档案的干部，连外交部还请他帮助使馆鉴定所藏的古瓷真伪，金竹轩这个“废品”也成为家的有用之材了。
金竹轩与那五都是“就会吃喝玩乐。可又吃喝玩乐不起”的落魄人物，但是这两个人为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呢？当然，金竹轩为人本本分分，不像那五那样的云山雾罩，荒唐成。除了他们之间的格因素之外，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变了，制度不同了。如果将社会比作一泓湖的话，新社会宛如“不沉的湖”，将金竹轩那样的行将“溺死”的人托了起来；旧社会那“湖”如同罪恶的渊薮，包括那五在内的许多人都陷了下去而不能自拔。试想，金竹轩如果得不到政府给他安排的合适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他的下场怎见得比那五会好些呢？新中没有抛弃他这种人，反倒给他铺设了一条正大光明的做人的道路。金竹轩与那五本是相似的人物，但不同的社会制度给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再从人与人关系看，金竹轩也有“一套没落阶级的生活习惯”，吃喝玩乐的本事并不见得比那五差，但是他周围的人没有利用它，没有用坏主意把他拖下，反而从康孝纯这样的领导和其他同志那里，他得到了“平等相待”，真诚的“尊重”，得到了旧中无法得到的作人的尊严和勇气，促使他清清白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干”工作。金竹轩所得到的，恰恰是那五所没有的。不能说那五就是一个自甘堕落的人物，可是债主把他从“号房轰出来”以后，社会不但没有帮他一把，反而把他拉人了“大染缸”。《紫罗兰》主笔给他一个记者的头衔，他由此却学会“报棍子”那一套，捧艺人，但又“吃艺人，喝艺人，还糟踏艺人”；他认识了“小说家”，但没有学会老老实实地写作，“醉寝斋主”却引诱他买文卖文，导致一场意料不到的灾祸；贾凤楼让他当了几天阔气的茶社“观众”，实际上把他拉人了“架秧子”的无耻骗局。包围在那五周围的人物，形成一个特殊的小社会，这社会不是漂白粉而是染，腐蚀剂。金竹轩交往的人物和他所置身的环境，尊重他，帮他扶他；那五周围的人却是把他拖人污秽不堪的泥潭。那五与金竹轩这两个出身相似而遭际不同的人物命运，深刻地映照了两种社会制度，两个时代的不同彩。当然，从某种意义说，“那五”的续篇，不只是金竹轩，《〈铁笼山〉一曲谢知音》里的焦三胜也算得上一个。解放前夕的那五，走投无路，竟然跑到南苑机场民军队里充当京剧“教员”混饭吃；焦三胜也是京剧演员，他从一个“戏混混儿”当上了主角，不是反映了艺人在新旧社会的两种命运吗？在《双猫图》和《〈铁笼山〉一曲谢知音》里，虽然没有看到那五“演出的荒唐故事”，但是，将那五和金竹轩。焦三胜的命运联结起来，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恰恰是一幅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历史变迁的一个侧影。
作者说他把旧中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为的是“让青年了解，旧中已经腐朽到一切都溃烂了，如果没有共产领导这场革命，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没有希望的境地。新中就是从这样一块废墟上走过来的。”①而且，他不只写了旧北京，还写了新中，在艺术对比中，两种社会画面彩分明。应该说，作者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是实现了。他以丰厚的生活经验，广博的社会知识，精确的生活细节，彩斑斓的民俗画，纤毫毕现地描绘了人们不大涉足的五花入门的社会场景，刻画了人们不甚了了的三教九流的众生相。可以说，邓友梅的市人小说和北京社会民俗画所提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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