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是独特的，也是相当丰富的，别的作家作品无法代替，在当代文学历史上会给它一席应有的地位。
①《访邓友梅谈〈那五〉》，载于《新观察》1983年第7期。
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时代精神乃是一代文学之魂。我们评价文学的某种题材。风格和流派的时候，不能不检视它的时代精神。邓友梅的民俗风味小说引起论争的一个焦点，即它与时代的关系；人们喜欢他的民俗小说，但又不无担心他说它距离时代似乎远了些。应当看到，尽管文学题材。风格各有不同，它们所反映的时代在彩上也有或浓或淡的区分，但是，作为优秀文学作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风貌来。那些描写历史主和政治事件的重大题材，它们从正面切人湍急的生活流，是彩浓丽的时代画卷；民俗小说对时代生活的描写，往往不是正面的突进而是精心选择一个或几个生活的侧影，画面上很少出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但从淡淡的风俗画里令人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也就是说，民俗小说往往不是写重大的事件，而是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写出民心。民情、民德和民风来，从人情世态中折射出时代的光泽。
《话说陶然亭》是作者探求民俗风味小说的发轫之作，在写民心民气方面自有独到之。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丙辰清明的天安门运动，同类题材的名篇佳作屡见不鲜，如宗璞的《弦上的梦》和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都选择了直接参加天安门运动的勇士作为主人公，小说从正面展现了那场震撼世界的伟大斗争。《话说陶然亭》有别于它们，在这幅风俗画里，有公园的幽静林*道，有四位老叟悠哉飘然的习艺拳术，惟独没有《弦上的梦》那种扑向人们灵魂的大提琴的激越旋律，也没有“我们要民主。……
[续邓友梅论上一小节]不要法西斯”的“这支歌”的悲壮。昂奋的声音。陶然亭公园是北京市民不时出入和徘徊流连的地方，小说选定它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似乎是有点空寥。疏淡的气氛，然而，透过四位老人的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人们将会发现，这里的民气与“这支歌”、与大提琴昂扬的旋律是相呼应的，他们的心灵与声势浩大的天安门的群众斗争息息相通。作者的艺术构思甚为别致，笔法含蓄而又饶有韵味，小说分明是写天安门运动的“浓”，但它偏偏用四个“闲散”的市民和公园的“陶然”之，把作品的画面涂抹得淡淡的；它分明是写四位各有特定身份的老人“暗使劲”儿，每颗心与天安门的斗争紧紧相连，但公园里的溜早、练拳这一类“静”的场景，又似乎是与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之“动”态相去甚远。可以这样说，《话说陶然亭》与时代的关系，不是直路相通，而是曲径回旋。小说的画面彩与时代精神的光芒，呈现出反正相衬、表里烘托的审美特征，即形远意近，似淡亦浓。表静而内动。四位老人的一言一动，风俗画的一丝一缕，无不展示了动乱年代的那种“心事浩茫连广字，于无声听惊雷”的民心和民气。
作者的民俗风味小说还从道德的角度切人生活，从民德的演变中展示了新旧更替的时代彩。注意写民德，重视道德的感化作用乃是市人小说的一个传统。鲁迅说宋市人小说“尤以劝善为大宗，故上列诸书多关惩劝”①。邓友梅认为，文学作品“要起个‘劝善惩恶’的作用。”②当然，他的善恶标准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准绳的。《寻访“画儿韩”》、《双猫图》等作品，大都是写落实政策。举贤荐才的主题。然而，它们不同于那些从政治角度揭露极“左”思想阻碍政策落实的作品，其艺术焦点是写三中全会之前。之后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的擅变。譬如说，甘子千所以要寻访“画儿韩”，对于“画儿韩”说来，当然有一个落实政策的问题。这位善于品鉴古玩字画的人物，解放后被“挤”出文物界，固然因为甘子千当初的一语之误，但是，身怀绝技的画儿韩居然从文物行“清理出去”，随后，又不让他拉三轮，不准摆摊卖大碗茶，甚至连他烧锅炉的茶馆也被取缔了。那些年，他一步步的退，最后，连退的地方也没有了，幸亏戏剧界的一位朋友给他一个落脚的地方。画儿韩这坎坷的人生旅途，不正是日趋泛滥的极“左”思把他一步步地逼到死胡同的真实历史写照吗？按照通常的写法，这类题材完全可以写成一篇的政策在画儿韩身上如何落实的政治彩相当浓烈的作品，然而，《寻访“画儿韩”》作为一篇充溢民俗美的小说，却从另一角度开掘了思想主题。它没有写政策落实与反落实的政治冲突，也没有写和政府与画儿韩之间的“官方”与“民方”的关系，而是写甘子千晚年时为了弥补自己的“亏心事”，带着道德上的沉重的“忏悔心情”，去寻找失落多年的“画儿韩”。小说开头第一段，径直写了甘子千重访三十年前的充满北京乡土味的“犁园先贤祠”和“鹦鹉家”的一带地方，写他寻找不到画儿韩的“茫茫愁”的心绪，其笔墨颇似银泄地，眼瞧着就要直露为什么要“寻访”的主题了。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写了解放前甘子千与画儿韩之间发生的一场纠葛。解放后，画儿韩未能进人文物界，甘子千是无法推卸责任的。由于历史上的个人纠葛和出自于嫉贤妒能的考虑，甘子千一句话，误了朋友的半生前程。甘子千暮年之际一心想把画儿韩请回文物界，无疑是一种道德感推动了他的行动。然而，这并非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单单追求道德完善的偶然的个人意气，而是在时代之光照耀下，使他那密封于灵魂深的道德观念得到了复苏。你看，多少年来，“甘子千从没为画儿韩的事感到理亏心虚，慢慢地，连画儿韩这个人都不大想到了。”他从忘却的记忆中所以重新想起画儿韩，并引发了他的道德忏悔和内疚的感情，这不能不归因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落实各项政策，开发智力资源，因而激发了甘子千产生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即举贤荐才，把“搞四化用得着的人物”画儿韩请回文物界。同行是冤家，这是一种旧的道德观念。甘子千与画儿韩虽非冤家对头，但因历史的“疙疸”他一直是担心以至反对画儿韩回到文物行。现在，甘子千自释前嫌，真心诚意地寻访画儿韩，这在道德观念上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啊！道德是民族的传统观念之一，是历史形成的，但它不能不深深打上社会的。时代的烙印。《寻访“画儿韩”》从表面上看，没有写时代的风雨雷电，它只是写了文物界一对同行的纠葛，但是从甘子千与画儿韩之间关系的一分一和，从甘子千的新旧两种道德观念的擅变中，折射出来的彩不正是新旧两种社会。两个时代的投影吗？
①鲁迅：《中小说史略》。
②邓友梅：《谈短篇小说创作》，载于《山东文学》第5期。
作者的市人小说，写民俗而不媚俗，不是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也不故作高雅，用“雅士”的目光去俯视。嘲弄。鄙视世俗，作者把描写市人和民俗生活作为小说的正宗，态度严肃，笔姿真切。这些作品虽然画的是北京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也没有回避某些纷纭杂沓的世俗场景，但是作者以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小说的灵魂。传统的市人小说往往以市民眼光写市民，邓友梅则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去观察。验和剖析北京的人情世态。他的一幅幅情趣盎然的民俗画上显现的民心民气民德和民风，无不映照了时代的彩和历史的影相。画面的历史认识价值，市人形象的美学价值，启迪心灵的教化作用，这三者在北京民俗风味的画面上得到了和、皆的统一。
邓友梅的市人小说与通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着共同的属，注意细节真实，注意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它作为“民俗学风味的小说”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民俗风味小说不同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一类政治彩浓烈的社会问题小说，那是作家用烈火狂钊似的感情喷射出来的作品。民俗小说的作者也要具有炽热的爱憎感情，但他不是用火山爆发一样的喷射的方式，而是让感情像涓涓细流似的悄悄地流淌着；他不是用电闪雷鸣的艺术形象去惊动读者，去燃烧人们的心灵，而是以饶有情致的风俗画去陶冶人们的感情。因此，作为民俗风味小说具有迥然有别于一般小说的独特画面。这种小说的结构成分，必须有自己的带有浓厚民俗味的“基本人物班子”，如同作者所言，“必须有你自己创造的人物，除了……
[续邓友梅论上一小节]你，别人没有的人物。”①那五，画儿韩，金竹轩，乌世保，何明义等等，他们的经历、身份及其格特征，无不撒上了北京历史的烟尘，带着浓郁的民俗彩而进入当代文学的画廊。他们独属于邓友梅的。作者的这套“人物班子”，我们已在前面论述，这里无须赘言。需要探讨的是，构成民俗风味小说还有哪些独特的艺术因素。
①邓友梅：《谈短篇小说创作》，载于《山东文学》1982年第6期。
民俗学，它的际名称叫folkloe，是一位名叫汤姆斯的英学者于一八四六年提出的，它的意思是指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和口头故事、歌谣等。在我，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出版的《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最早采用了“民俗学”的提法，正式提出了对民俗的研究。民俗包括广泛的内容，诸如婚丧礼仪。居所陈设、交往礼俗、酒食服饰，等等，都是民俗风尚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民俗，有阶级，历史，传承和变异，同时还有地方。邓友梅所写的北京地区的民俗风味小说接受了传统艺术的影响，他喜欢戏曲，愿意听说书，他自己也能说出相当精彩的段子。但作者对笔者说过，他起意写北京民俗，主导原因不是效法传统的艺术形式，而是生活激发了他的美学追求。他的初期作品如《小英子》、《成长》、《“抹灰大王”认师傅》等，显然是接受了赵树理小说的影响，故事强，语言通俗，明白晓畅。今天看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取材于北京的市井生活，也不能算是风俗画，但从艺术特点说，它们隐埋着作者现在所写的民俗小说的种子。五十年代中期发表的《在悬崖上》，这是作者创作上的第一个gāo cháo。不过，它没有作者早期创作的影子，反而烙印了苏联文学的痕迹。然而，意外的事件打断了他对那种带点“洋味”的文学追求，他被摘除了作家的“桂冠”，驱赶到社会的“底层”，结识了满清贵族子弟，也有武术世家。戏曲名角。手工艺人等各种行业的“老北京”。他和他们过从甚密，形象已烂熟于心。他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不用民俗画似的彩墨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格和情趣。政治漩流中挫了他的创作，他的生活“还俗”了，但也埋伏了今天他写民俗小说的契机。
作者的民俗风味小说的艺术特点是，注意描写北京这座文明都城特有的习俗风貌，用多彩的画笔来描写具有民俗形态的生活细节和风土人情，构成了一个个具有浓郁的民俗风味的人物活动的场景。在北京作家群中，以风俗画著称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又各有不同的艺术追求。邓友梅和刘绍棠都是北京地区风俗画的能手，他们之间除了在选材上有着城与乡。市人与农民的区分，在风俗画的结构因素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别。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也写了望日莲的“七七”。“拜月乞巧”以及新郎新娘双双拜“花堂”的传统民俗，然而，他的风俗画框里的主要调是由京东运河的乡风物和秀美的自然景而构成的，抒写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邓友梅也写北京城的自然风光，如对陶然亭一带的景的描写是相当出的，但是，他的笔墨对天然景是很吝啬的，主要还是用于对文明古城的文物书画，对人物的服饰，室内的陈设，对各市民的生活情趣和风俗习尚的描写。请看一看《那五》对昔日的三教九流汇集的天桥是怎样描画的：
这清音茶社在天桥的三角市场的西甫方，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穿过那些撂地的卖艺场，矮板凳大布棚的饮食摊，绕过宝三带耍中幡的摔跤场，这里显得稍冷清了一点。两旁也挤满了摊子。修脚的，点痦子的，拿猴子的，代写书信、细批八字。圆梦看相。拔牙补眼。戏装照相。膏葯铺门口摆着锅，一个学徒耍着两根棒糙似的东西在搅锅里的膏葯……
当你读到这里如同身临其境，仿佛是自身也走进那光怪陆离的环境。那无声的文字也变成多声道的立声，让你聆听各种各样的市声，领略了老北京的杂沓相陈的社会相。下面再引一段那五来到贾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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