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其艺术魅力当然是源于它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等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但同它作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是不无关系的。那里的一幅幅风俗画，那里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俗。诗词以至医葯方面的知识，都是构成这部名著百代不朽的重要因素。邓友梅对知识小品的描写，偶尔也有失误的地方，但他的作品所以叫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显然同它给人以丰富的知识。情趣盎然的历史掌故和迷人的风俗画是密切相关的。
作者的市人小说在故事情节的结构布局上汲取了传统的话本和通俗小说的长，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故事强是传统小说的一大特点，但它有时又因偏重故事而湮没了人物的格；现代小说注重格或心理的刻画，但往往又因忽视情节因素而不大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完整而深刻的画面。刻画人物格特征与描述故事情节，原本不是矛盾的，情节理应是格的历史。邓友梅的小说兼顾二者，以刻画人物格为中心来描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他的作品没有多条的情节线交织而成的辐射式的结构方式，而是严格选取足以揭示主人公格的情节故事作为小说的支撑点，娓娓道来，故事连环故事，从一个情节或几个情节的发展来雕刻人物的格。但情节与情节。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联接点，作者决不多费笔墨，颇似传统的“说话人”采用的手法，用一、二句交待的话，即由前一故事过渡到后一故事，惜墨如金。然而，当他以重点情节来刻画人物时，作者毫不吝惜笔墨，一定把故事写足，把人物格写透。如《寻访“画儿韩”》全篇的重点不过是写了一个故事，即当画。焚画和赎画，但它把画儿韩。甘子千的身份。经历、个和禀赋都写透了，同时也把画儿韩在解放后为什么被“挤”出文物界。甘子千为什么又请他重旧业的历史因缘也“带”出来了。作者在构思布局上，有的作品似乎是走他自己的轻车熟道，但总的说来，他深思熟虑，用几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连缀成篇，有重场戏也有轻轻一带的“过门儿”。这种有轻有重、有疏有密的笔法，比起那种从头到尾道来、笔墨如天女散花似的写法，它显得更集中更鲜明，因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更要完整而清晰得多。
“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威克纳格在《诗学、修辞学、风格论》中提出的这条定义，我们不能视为经典的，但它的确是说出了语言在构成作家艺术风格的重要意义。我们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确实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作品，但与那时的小说语言相比，特别是与那时的语言大师赵树理。老舍和孙犁相比，我们应当承认今天的小说语言还需要大大提高一步。从这一文学现状看，邓友梅在小说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作为一个追求民俗风味的小说家，语言对他说来更有特殊的意义。作者说：“好的小说语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时代，一个是格化，再一个是地区特点。没有地区的语言常常是没有特的。”①作者在语言上归纳的这三点，一些评论者也注意到了，强调了他的语言的京味儿的特点。我读他的小说语言感到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作者十分注意把握不同行业不同人物的语言的职业、抑或可以叫作行业、行话吧。人们说他的小说，写军人像当兵的，写念书的像知识分子，写市民像市民，写啥像啥，奥妙在哪里呢？我以为，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他透辟地掌握了不同行业的语言。这语言包括人物的对话，也包括行文中的描述。作者写的是北京民俗风味的小说，所以它要有很强的地域，如果离开了北京方言，小说必将失掉了它的地方彩。但是，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是一个地区共同的生活与交际的工具。而北京地区又包罗万象，三教九流，每一种行业，每一个人物，又自有其共与个相统一的独特的语言。……
[续邓友梅论上一小节]作者恰恰是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特点，所以他的小说的叙述与描写的语言，人物对话的语言，具有时代。地方。职业。个化互为结合的质朴、简约、爽脆。透亮的风格，令人读来如闻其声，闻其声而知其面。见其人矣。
①邓友梅：《谈短篇小说创作》，载于《山东文学》1982年第6期。
有例为证。康孝纯深更半夜请金竹轩对酒的一段对话，写得相当生动、传神。当康举杯祝酒时，金按住酒杯说：“请你把宣我来陪膳的用意说一说，不然这酒到肚子也不消化。”这里，“请我”不说“请”，单用一个“宣”字；二友对饮本是平起平坐，但他又说是“陪膳”，仅仅四个字两个词，干净。利索，但金竹轩作为清朝贵族子弟的身份，对康孝纯这位上司的尊敬心情，合盘托出来了。但他毕竟是个流落北京民间的普通市民，所以他所说的“这酒到肚子也不消化”，就是纯京味儿，而不带一星半点的宫廷用语的气息。又如《那五》对“清音茶社”场景的一段描写，前池的雅座和两廊后排的形形的观众，台口白粉纸写的演员艺名，台上的檀板一撂的大鼓艺人，走前窜后送毛巾和接钱的茶房，对这等场面，作者有全景的鸟瞰式的“俯拍”，又有近景的“特写”，真是面面俱到，妙笔生花。他的遣词造句，以及句式的构成，有北京人的口语，又有鼓书艺人和茶社的行话，从而构成了古都娱乐场所的“交响曲”和风俗画。作者对于行话或专业用语的使用，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地方，如《〈铁笼山〉一曲谢知音》所用的戏行语言，有的冷僻。难懂，但从作者这一组民俗小说看，在语言方面取得了不可等闲视之的成就。他采风于北京方言俚语，但不是照搬，而是经过了加工提炼，新鲜而不乖僻，通俗而不俗气，颇耐咀嚼，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风味语言。
邓友梅在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途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历经坎坷，孜孜矻矻，探求不已。他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拥有了他自己的“人物班子”。语言和表现手法，已经形成了他的独特风格。这风格朴素而又秀逸，明朗而又深沉。通俗而又含蓄，严谨而又洒。他在艺术上惨淡经营，哪怕是一个细节，一个用词，他也刻意求工，但又不留人工斧凿痕迹，如行云流，浑然天成。他的小说如同醇香老酒，从表面看，写的不过是一些生活本的东西，平平常常，似乎清淡，但味在其中。他没有剑拔弩张之笔，也没有爆炸的情节和刺激的语言，读他的作品决无吃力之感，在恬淡。闲适的艺术享受或忍俊不止的笑声中，又使人惊醒。思索和回味无穷。有些论者说，作者近年来所写的北京民俗味小说，标志着他“找到了自己”。是的，这，独属于作者自己的，但不能因此说是他惟一的风格。这是我们民族的、北京地区文学的。他自己的“土特产”，但不要因此而否定作者曾经孜孜以求的《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的那种描写军事题材的挟带战火硝烟味的风格，也不能忽视作者所创作的《别了，獭户内海》那种以散文笔法所描写的异情调与乡上风味相融合的作品。更不必抹煞《据点》《猎户星座行动》那种不是刀光剑影，浓墨重彩而是以清淡，自然的笔墨，所叙述的齐鲁敌后斗争中各人等的故事。它们和民俗风味小说有差异但也有相通的东西，应该说它们同属于邓友梅的。当然，论述作者这几种手笔几种格调的差异和同一，不是本篇的主旨，将是另写一篇论文的任务了。歌德说得好，“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文学史上，多是一副笔墨一种风格的作家，但也不乏握有多种笔管、善于写出多样情调和彩的作家。中的鲁迅，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他们的杰作自有其创作的总基调，但风格也是多样的。我们评论工作者有责任认识和评价作家的风格，也有像朋友一样的向作家提出建议的义务，但没有权利规定作家选择哪一种风格，走哪一条文学道路。文学的道路和艺术的风格，归根结蒂，应由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去探索。寻找和发扬光大。我们真诚希望从作者那里继续看到《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或《别了，濑户内海》那样的艺术形象，我们也热切等待作者的“清明上河图”式的文学画卷徐徐地展开，看到像中篇小说《烟壶》、《“四海居”轶话》及其他更多更好的民俗风味的市人小说。一个作家完全应该全副身心沉浸于自己的艺术追求之中，但对于一个成绩卓著的作家，我们更希望他放开眼量，昂首世界，具有全民族的以至世界的艺术胆识和巨大的艺术气魄，用自己辛勤耕耘的作品，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的艺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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