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在旧社会，找职业不叫找职业，叫找事！工作不叫工作，叫混事，拿谁的钱就叫给谁作事！替人办事嘛，不按人家的意思办还能按你的意思办？在史迪威公路上，正式土木系毕业生有一大堆，对每项施工方案他们都有一套不同意见。我学历浅，提不出什么高明见解。大家都瞧不起我，美人也瞧不起我。可一到分配工作时，却总是先要我。美工程师上南京开营造厂，他要我不要别人，为什么，因为我这人用起来顺手，光想替他办事，从不坚持个人意见。”
李青没想到邵清远说得这么露骨，有点替他不好意思起来。笑道：“您也形容过分了吧。”
“一点也不，咱们说的是实质。解放后，我以为一切会改弦更张，以我的经历，我的学问，安排我在技术科看图纸，我知足了。可没想到我弟弟碰了个钉子，我一琢磨他碰钉子的来龙去脉，发现也还是在为谁作事这一点上。所以大家选我去模范工地，我没推辞，对这一套作事法我比对土木工程力学结构熟悉。在美人手下怎么干，在苏联人手下也怎么干呗。只要不把这个底说明白，大致不会失败。果然，我去了，干成功了。而且从此一路顺风！”
李青问道：“这么说大跃进化工厂的事您也是明知道后果不会好的？”
“不能这么说。”邵清远喝了口茶，接着说，“当时领导上号召大跃进，全各地什么亩产万斤粮、大炼钢铁、活染料、牛猪杂交，各种荒唐事都在报上堂而皇之地宣传开来了。用豆腐作蛋白胶，从技术上说是行得通的，用草袋作纸筋也不违反科学原理，领导要这么干，我当然按领导的意愿办。还是那句话，我不忘我是替人办事的。另外我也是拥护共产的。我相信要这么干必定有他的理由，有政治上非干不可的理由。虽然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可自觉的跟着流走。后来流把我浮到上边来了，我想下也下不去，何况我并不想下去。我弟弟倒下去了，不也对革命没带来什么好吗？不过我可是全力以赴地干事的。不管我平多高，放我在那个位置上，我一定尽其所能把事干好。当副院长我本来不够格，因为技术上我没那么多学问，所以我尽量听别人的，把别人的高见收集来作为我的最后建议拿出去。凡是上级希望我办的事，我件件把它办好。”
李青说：“照您这么说，您也未必全错，何致于现在又反其道而行之，恢复原职都不干呢？”
邵清远说：“上边我只说了一半，作什么都不忘记是替别人干事，按别人意思办。这只是个手段。内里还有个目的，目的是为自己办件最大的事。在旧社会是为了保住饭碗，在新中是为了保住职位，后来又加上保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您到过我这儿，我这家原来挺舒服。我跟我爱人感情挺好。她在旧社会唱戏，舒服惯了，我不忍心叫她受委屈，我弟弟的事教训了我。我要被打下去可不如他，他年轻，有专业知识，败到底还可以当技术员。我的专业是二五眼，叫我当副院长我能应付，真叫我上工地当个施工工程师就砸了。就像票友唱戏一样，别看能唱《二进宫》的杨波，你叫他当真来个武行的，他连台帘也出不去！”
李青说：“按您这逻辑，现在叫您回去当院长，不正该接受吗？”
邵清远说：“你忘了刚才我说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吭呛一下，扫地出门，我半辈子的饭碗全砸了，连筷子也没剩。我这才明白，要不把搞好，把全治好，我再精明也保不住自己的饭碗。替人家干事？替谁呀？替家才能有自己。我入也十几年了，直到进了牛棚我才觉着自己真该好好当个员，实打实的尽一个员的义务，实打实的为家作点事。在牛棚我就下决心，如果还能把我救活，我报答的办法就是向声明：我这个工程师是假的，先进工作者也是假的。请把我调到我力所能及的岗位上，描图也行，当工长也行，实打实的为作点事儿。”
李青觉得他说得很诚恳，劝慰了几句，答应向上级转达他的要求，同时嘱咐他：“组织决定了，可一定要服从。”
李青回去把情况一汇报，领导上笑了。主要负责人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偏激！他自己这么说可以，组织上不会这么认为。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们很了解他么！懂技术，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是个老干部。”
另一位领导说：“可能还是有点怨气儿，做做工作么，告诉他，组织决议还是要服从。先报到，有什么意见以后还可以谈！”
调令终于下去了。邵清远组织向来是强的，没有二话，到设计院走马上任。
上任以后，邵清远工作很认真，自上至下反映颇佳，但他每过一个时候就打一份报告，申请退居二线当顾问，最近的一次报告，还提出了可以接替自己者的名单，名单列了三个人，有一个是他的弟弟邵明远。
有人把这话传给邵明远，邵明远说：“我不是当官的材料，我一辈子没说过家兄好话，现在倒要说一句，我看他干这个院长还合适。”
李青把邵氏长见这些往事捋了一遍，想来想去，弄不清他算哪一号人！先进人物吗？不像；落后人物吗？也不像；中间人物呢？似乎也不贴切。想了两天，脑袋生疼，嘴上起泡，决心放弃写小说的野心，安心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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