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一下红尘中人。这本是极有论据的，可惜后来内画壶越传越多，这论据竟不攻自破了。您想，画个仨俩的玩玩还则罢了，整批地画，成打地卖，这明显是挣钱混饭的行径，仙家何至于落魄到这般地步呢？再往后，可就传出了有此特技的画家的姓名。到二十世纪初，北京一带有名画师就有了四位——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搞选举、排名次一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小说评奖之类内外惯例相反，不选前三名，也不排前五名，偏是四名。“四大名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吃丸子也要“四喜丸子”。于是便选出了四大内画画师，他们是：
“登堂人室马少宣，雅俗共赏业仲三，阳春白雪周乐元，文武全才乌长安。”
我们讲讲这个乌长安。
乌长安姓乌尔雅，原名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到乌世保这一代，那职叫他怕父门里袭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几箱珍玩过日子。别说骑马，偶然逛一趟白云观，骑驴时两也打哆嗦。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
乌世保活到三十多岁，一向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日里无非逗逗蛐蛐，遛遛画……
[续烟壶上一小节]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家境虽不富有，也还够过。北京的上等人有五样必备的招牌，即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乌世保已没闲钱年年搭天棚了，最后一个丫头卖出去也没再买。其他三样却还齐备，那狗虽不算肥，倒是地道的纯种叭儿。他从没有过非分之想，就是一时高兴出堂会，玩票去唱几句八角鼓，也是茶自备，不取车资。有一回端王府出堂会，他唱“八仙祝寿”。上台前，那府里一个太监把嘴伸到乌世保耳边吹了点风：“我告诉您，王爷就要当义和团的大师见了，您唱词里要来两句捧义和团的词，抓个彩，王爷准高兴！”凭心而论，乌世保决没有喝符念咒的瘾头，但既来祝寿，总要叫主家高兴，也借此显显自己的才智。何况端王这时正得意，儿子溥囗太后立为大阿哥，宣进宫里教养，很有当皇上的老子的希望。乌世保一铆劲，就加了几句词：“八仙祝寿临端府，引来了西天众神灵；前边是唐僧猪八戒，紧跟沙僧孙悟空，灌口二郎来显圣，左右是马超跟黄汉升；济公活佛黄三太，诸葛武侯姜太公，收住云头到王府，要见王爷大师兄……”
载漪听了捧腹大笑，问左右：“这个猴崽子是谁家的孩子？”那传话的太监说：“正白旗乌家，他祖宗是它撒勒哈番，现在正闲着。”载漪说：“噢，是武职呀，叫他上虎神营当差去吧！”
这虎神营是专为镇压洋鬼子才建立的一支突击队，以“虎”克“羊”，以“神”灭“鬼”，那用意是极好的。乌世保听了却魂不附，赶紧磕头说“谢王爷恩典，奴才不会打仗，不敢受命……”载漪说：“用不着你放洋枪。那儿少个‘笔且齐’，你去支应着。有我的面子，裕禄不会难为你。”
乌世保不敢执拗，磕了头出来，就急得像发疟子，后悔编那几句唱词邀来了思宠。给他弹弦的那人叫寿明，是个穷旗人，老于世故。见他急成这样，就出主意，让他弄了几件精致玩意送给那位传话的太监，向王爷禀了个“因病告假”的帖子。王爷本来也是一时高兴，出了这个主意。见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过了一年，即是庚子。八联军占领北京，和清政府议和时，有一项条款就是惩办“义和团祸首”。这载漪不仅没当上皇帝的老子，连端王的爵位也丢了，被发配新疆，终身禁锢，虎神营也就冰消瓦解。
八联军占北京时，乌世保也倒了点小霉。那只叭狗跑丢了。他出去找狗，又叫洋人逮住去埋了一天死尸。看到死了那么多人，他想起端王要他去虎神营的事，实在有点后怕。
转过年来，和议谈成，北京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他觉得大难不死，应当庆贺庆贺，就约了寿明等几个朋友，趁九月初九，去天宁寺烧香谢佛。
北京这地方，地沙漠南缘，春天风沙蔽天，夏日骄阳似火，惟有这秋天，最是出游的好季节，所以重阳登高之风，远比游春更盛。
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最出名的去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瞭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信誉”，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对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撤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于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喳’，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
[续烟壶上一小节]，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降旗，上写“大日本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人，实在比三伏天淘换两个冻酸梨当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路过这戈什哈门口，看到那人在院里槐树下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他看了一眼，并没在意。他走过去后，只听背后咣当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这才引起他警觉，心想：“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怎么突然显魂了？”想到这，连家门都没进，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沙大二爷，开门！”
这位戈什哈，去年夏天因为自己老婆在徐焕章门口扔西瓜皮，和倒洗裳被徐焕章老婆骂了几句，他曾到徐焕章门口寻衅打过徐焕章他爹一个脖溜。这次回来一听说徐焕章发迹了，当了通司，先就有几分胆怯；偏偏刚才喝酒忘了关大门，被徐焕章看见了，又加了几分不安，所以赶紧关上了门，门关好后往回走了几步还不放心，又回来扒着门缝往外瞧。他刚一伸头，徐焕章正好用劲来拍门，几声山响，先吓走了他三分锐气。等把门打开，一见徐焕章那一脸假笑，干脆把为王爷保密的规矩全忘，只记得讨好姓徐的，以免遭其报复。于是问一句答一句，便把肃王奉旨回京议和的事全交代清楚了。
徐焕章第二天恭恭正正上了个密札，告诉东洋人善耆从西边回来了，正躲在府里抽大烟。日本人为这赏了徐焕章十两银子。这善耆是日本人要物的理想人物，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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