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徵、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谷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宋当元丰、元?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间而进；及其败也，反谓熙宁之祸，吾党激成之。譬之贼势猖獗，主将首鼠，致败而反咎力战者，以为挑衅生事，不亦愚之甚哉？性有善恶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经》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矫而过正矣。古之行权者，如汤、武之放伐，伊霍之迁易，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见南子，何尝不与经相反？经者，权之对也，不反则不为权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经，《易》所谓“万物暌而其事类”者也，此语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与辩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虽有迂阔，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论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即此数语，朱之设施可知矣。伊川见人主折柳条，便欲禁制之，说书时颜色庄严，俨以师道自处，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万乘之主哉？陆秀夫于航海之日，负十岁幼主，而日书《大学衍义》以讲，不知何为？近于迂而愚矣。圣人之谈道，皆欲行于世也。《大学》说明德，便说新民；《中庸》说中和，便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坠三都，诛少正卵，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颜渊问为邦，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何当又以克巳复礼，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而实效少，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其于西夏、北辽，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已。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抑又甚矣。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扬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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