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语皆君所亲闻。当时仆虽丛集下流邱山之谤，然视之蔑如。未尝敢因赵氏疑我，众人谤我之故，引嫌灰心，而听诸贤之沦丧，大局之破裂也。七月十五以后，足下日日见吾曾有一日展眉露快否？当九月初，端方释放诸人之电至，赵氏欲快意于诸人。外则大局阽危，无人可共计画。仆与左右共议脱出诸人，共商大计。而上则赵氏屡反屡复，忽释忽不释，忽全释忽欲扣留梓青、慕鲁。下则尚气之士，咸愤不欲与赵接，以为端既奏释，何必急急，而不知大局之危在眉睫。老辈如梓师、笃老、罗云五诸公，且疾闻革命之说，不敢辄露一字。当其头头不通之顷，仆与足下不知顿若干足，捶若干胸，费若干心血唇舌，熬若干夜。十月初六之夕，变端四起，仆与璧华至相向而哭，呜呼，此即仆当抄家杀头之罪状也！难作以后，数欲发愤出与诸贤质论是非，爱我者皆以政府不容人说话相警。冤白而身死，诚所快乐；冤既不白，仆身方有嵩狱之重，不敢自轻。腊月初乃间关出游，虽赖护我贤挟，而仆自恃无疚神明，故遂坦然而前。今日至宜昌，逢关不讥，遭险辄夷，此即天理所寓。
仆与左右仍可率性为善，无可深悔者。到南京，当于中央政府提起诉讼。可为仆之铁证者，政界则璧华、法和，绅界则足下委曲毕达；用之详于营护诸人之本末，明叔详于规画独立之原委。今举所欲提出于中央者，先证于足下，某事而然，某事而不然，均请逐条答复，寄交重庆向仙峤转寄仆便得。过渝未登岸，未见仙峤，此笺寄其转达，乃欲多一人知我心曲也。有人告仆，谓用之颇反复，在梓青前颇弄是非者，仆以用之营护蒲、罗之诚推之，彼于罗有芥蒂，尚能捐弃以救之。仆自问与用之始末无纤芥之嫌，宁忍下石于我？即有一、二参差之事，事为左右所知，固可恃左右以督反复者，使其不忍，亦不能反复也。欲证之事例左：
一、九月初十，赵氏因端方告示，欲快意于诸人，仆立奔告左右。既恐诸人设有不测，又鉴武汉之事，吾四川不可不自为计。而非诸人出，无可与商者。乃与足下秘计独立方法，而以救出诸人为独立之前提。于此时也，有天幸一事，盖赵氏始终疑忌我，赖端方劾我。彼既知我之冤，又以七月十三谏彼之言，不幸而验，故对我颇惭。而独预十五密谋之某君（左右所知），已又浸润于端方，故知我为可信。于是仆劝赵氏以己意释放诸人，恢复感情，共筹定乱。赵氏必欲绅士往请，以掩畏端之丑，于是左右往商周、曾诸老，又约至仆家，然后往见赵。赵又伸缩其辞，于是诸老愤怒。杨彦如又设种种狠滑之词，左右亦怒。仆以大计所在，数怒数抑。赵氏则忽欲放，忽不欲放，忽欲扣罗、邓，又忽欲扣罗。某夕召用之入督署，欲叩罗之思想，有野心否，用之不肯去。仆与电话哀求其必去，勿亏此一篑。次早用之乃去，为力辩罗、邓之无他。赵又以问仆，因为反言罗之倡始，特好名耳。名既得矣，大局烂至此，罗苟智者，方患作揖磕头而不肯出耳，以此激之，赵乃意沮。至于九月二十二日，已定释出矣。忽欲保结，周、曾诸老又不肯。方相持间，明叔适自渝归，亦愤赵不欲往见。仆告左右，明叔乃决好转圜之人，见端归而以其状报赵，赵之所乐，或可因此而解保结之困难也。乃左右劝明叔不肯去，仆又运动杨彦如往劝之。及明叔诺往见矣，仆又急使璧华讽赵以保结之无益。端方之将到，如不趁明叔转圜而自转圜，将不可转圜矣。赵氏信其子者也，仆向不与其子接。至是乃以利害讽其两子，又为设譬，假如再有万人上院，要求释放，尚能开枪否，两子亦惧，然后诸人二十五得全出。当放诸人时，司道皆至，仆以大计在后，不欲见诸人以塞赵疑，且不欲攘其美，故再三召而仆终不往。自初十与左右经营此事，凡十五日，左右日日数来吾家，又数数止宿，往往夜商至旦，说赵氏既苦矣，诸老先生胸不知有“独立”二字，但恃端已奏释，早迟当出，不欲乞怜于赵。颜伯琴尤从容自信，左右又不敢以叛逆灭门之说，露之诸老，惟敢与汉三、明叔私语，仆则独敢与家弟私语而已。故吾二人愈急，而赵氏及诸老愈缓。自初五至二十五中，仆自知心烂脑竭，亦知左右当心烂脑竭也。当时诸老未必不疑吾二人为多事，为妄急，然试思假使成都不独立，鄂军杀端方以后，事尚可问耶？仆亦知成都党人力甚微，人民独立智识亦浅。所为与左右皇皇者，盖巡陆两军，嫌怨已成。既不能调和，又无从运动，设难自兵起，则局外流血，将不可纪数。故不能不早为和平之解决，而非诸人者出，则无可担负。九月初十以前，皇皇救诸人，乃为交情。九月初十以后，皇皇救诸人，纯为独立。苦在既不能直达于赵氏，又不能稍露于诸贤，惟我与子，自煎自烛。以上云云，果如此否？
附注：七月十五，诸人被厄。十六早，仆即招用之、小舟、渭北来家，劝其在商会召集绅士往见赵氏，问诸人罪状。又为求得交大理院之律文，劝诸人以此义呈请，且救目前。赵氏积月始答，而诸贤于此，遂得从容矣。此节左右知之，用之尤详。又告左右，速使得力人赴京，速电各省咨议局。七月十五，仆避难客籍学堂，夜夜与用之筹画营救诸人之策。李任甫兄弟，亦时在座，左右与用之，固可信仆七月十五以后，无日无夜不颠倒梦想于营救诸人者。仆遭难后，未及见诸人，然以方寸之良，报施之理，揣度诸贤，必有一、二为我颠倒梦想者。左右何时到成都，为一探究，以其人告我，仆当刻骨记之，碎身以图报之也。十五以后，用之营救诸人至力，其时谣言，亦谓十五之事，为用之构成，欲得甘心于用之。用之数寒心，吾独宽解之，用之与仆遭谤同。而渠与罗、邓有嫌，此用之之难能可贵，然得谤为有因。仆则与罗、邓无嫌，故仆之奔走营救不足论，而得谤亦较用之尤冤，然当其时凡与蒲、罗密者，大抵缩颈袖手，惟仆与用之愈不放手，亦愈受谤。独立以后，我固当死，用之闻亦不为军政府所信，左右见用之，烦引仆以宽解，勿足太息也。
二、诸人既出，独立之问题起矣。蒲、罗既引嫌畏祸，不敢置一词，明叔尚为赵氏所信，亦畏避不敢直接。其时政界与仆同此目的者，惟吴璧华君，仆既介左右及明叔与璧华谈，又劝璧华往拜明叔。二十八之夕，明叔约答璧华，与左右同到仆家先接洽，然后仆与明叔俱访璧华（当时仆不特恐触碍赵氏，并恐触碍璧华。明叔至仆家换舆，不敢在附近雇舆，步出仆家街许，然后雇舆，以示不自仆家去者，此亦委曲中之委曲，至可哀也）。讵到璧华家，方论四川独立事，明叔即发五难（仆记其三）：（一）同志会不易解散；（二）巡陆两军不易安定；（三）租税不易收。仆为逐条解释（如同志会乃仇满仇赵之会，赵逊而满绝，当然解散云云），明叔谓仆君真妙于语言者。仆曰：“办事不当易视，亦不可但计其难，且所解释均有至理，非漫为宽譬者。”然明叔终不敢与赵直接宣露此旨，不得已仆乃劝璧华单刀直斫，与赵氏交涉，又与商量修词之法。先说大局利害，再进以其切身之利害动之。先说其人，再说其子。当此之时，田统巡防，不敢运动，子桥亦纯粹忠义之人，不能运动。士绅又不肯出头，而赵氏调集巡防三十营，意盖防陆军，防革命。且以其人之横，说而不听，祸不旋踵。于此时也，吾真服璧华为天人神勇矣，毅然使仆调和士绅，而渠自任说赵氏，无论如何危害，必达目的而后止。乃一说不动，再说不动。仆其时病足不能出门，则以电话随时造为民情欢迎革党，及各领事得电北京确失，种种警耗以吓之。直至初一早，赵氏意始动，璧华又坚之。然后以初一之夕，约明叔及左右同集仆家，璧华既宣赵氏承诺逊位之意，即宣言吾与周君皆浙人，所以排难冒险，劝赵逊位，使四川独立者，乃持人道主义，不欲使川人多流血耳。今日大端已定，仆与周君惟当引身而退，诸公好自为也。明叔犹致牵挽之词，词颇严重，仆因曰：“吾二人宁足任大计？但即吾与吴君两人观之，亦可见外省人之不可疑忌。但得独立之后，诸君不持排外省界主义，则大有造于四川矣。”明叔则指誓天日，力斥排外之说。是夕大局遂定。以后在寰通银行会议条件，仆即不预矣。初七将宣布，初六之夕，陆军大起风潮，又有三人者上院，逼赵氏以印交梓青，不认伯英。璧华中夜来叩吾门，自责负四川，相见痛哭，盖是时排外之论已起，陆军之讧，即由排外而生。赵氏又以电话诘余三人者所自来，蒲、罗何以不协至此？仆时愤急，不惟与璧华相向而哭，一面召用之使与璧华造伯英，同定陆军事。一面电告伯英，叩梓青意旨，责梓青安辑其党，扰攘至天明，幸而后定。街巷纷传，行礼有变，仆使数辈往探，直待午后左右过我，乃知礼成无变，仆与左右自七月十五以后，直至此日，乃敢开怀快乐半日也。以上云云，是如此否？成都独立发起者，乃仆与君有大功，用大力者则吴君也。蜀军政府颇不满于授受条件，仆语人曰：“条件诚若逊顺过量，然成都大权在赵氏，党人力既薄，巡、陆两军又不易运动，以口舌与武力竞，但恐币重言甘而不我听耳。然以赵氏性之横，权之专且重，竟能听而自退，此盖有天幸。仆与璧华，特尽人事，不敢贪天之功也。虽然，亦似可告无罪于四川七千万人也。”（假使以武力竞争，赵氏或在必亡之域，然试思局外赔死者，当得若干人血，乃能染成此独立国旗耶！）
三、初七独立矣，仆先两三日即告左右转达伯英。独立之初，万事且缓，惟宜朝夕与两军将校款洽，以收拾其心。此外又条陈数事：一、劝速送赵氏离川（此不但救赵氏，并防旧军以彼为口实，则生他意。曾屡向明叔、舒迪生及左右言之。十三赵氏复催我告军政府，设法保其回家。盖赵氏之意，本不欲出关也）。二、劝颁选举法，宣布选举期会（告左右及用之，防人之疑羡都督也）。三、劝成陆军第二镇，使诸排外者皆得位置（告明叔）。四、欲将防军月饷加与陆军等以塞其口，一面速调出外防守（告明叔）。五、劝两军并编为大汉革命军以泯其迹（此节在璧华家告明叔，明叔曰：‘革命二字不妥。’余曰：‘行其实矣，何恤其名耶？无已，则改为国民军亦可。’明叔乃首肯，明叔固无革命思想者，余真愧之矣）。最终为十月十七，劝其收回点兵之命，盖自军政府成立，仆虽未敢曳裾妄履其门，然见之所及，意之所急，亦颇不惮烦而数数聒噪当事诸贤，使当事者不鄙仆言，十月十八之事，或可以免耶？不耶！以上云云，是如此否？
以上之事，皆左右所知见，仆不敢以为功。然即别有他罪，亦庶几可以相抵否？不直此三者也，采老任中所举措，仆归美采老，固曰采老操舵而我持楫也。然采老在渝宣言，则曰仆主持而渠为傀儡也。川人如曰采老可杀，仆自可杀矣！今歌诵采老而杀仆，下流不足责，贤士大夫于心安乎？七月十三，仆对赵氏尽最后之忠告，于上端方书中，仅举其略。若论其详，则仆实同子桥、璧华俱见赵氏，既说吴、朱，力陈陆军不可妄用，以折赵氏之气。又为赵氏拟电催政府，限其三日电复，如不得请，即矫旨代许。赵氏骇“矫旨”二字，仆为称引史传，痛陈利害。电为子桥、璧华、法和所见，仆与赵氏辩论，则子桥、璧华所闻。悲夫，赵氏而听仆七月十三之言，安有七月十五之事？蒲、罗而听仆十月十七之言，又安有十月十八之事？此非仆之运蹇而言不行，抑亦川人劫会所钟，乃使徙薪者毁家，烂额者懋绩也。
以上云云，非敢鸣仆之有功也。以为仆诚有罪，而有如以上所云云，亦庶几可相抵除也。仆既反复自鞫其罪而不得，军政府又止抄家逮捕，而不宣布仆有何等罪状。无已，姑就街巷所议，而左右可为仆证明者，聊辩于左。
一、最大之罪，为谣言所指七月十五之事，乃仆构成是也。端方未劾我以前，仆愤不得自明之路，赖其劾我，仆乃得质问赵氏，索其批答，又以书痛责端方，因以自明其委曲。左右当吾脱草时，狂喜大乐，促仆刊布，以为得此则一切不根之论可以立绝。刊布之后，一时士大夫，诚皆昭然，不知何以忽有抄家逮捕之命。事后有人告仆，谓梓青语人，十五实仆邀其上院，以此耿耿，赵氏既以印批答明仆不预议。仆上赵、端两书，亦已言无不尽，诚不值再论。姑就梓青所言，当时固有谓伯英亦受仆电话诱致者。已而左右在咨议局问明，实伯英得赵氏之请，以电话告我，转告诸人，我乃以约梓青者。仆上赵氏书，有自恨与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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