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敦立又语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完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自晋公之后数十年，蔡持正始以吴处厚讦其诗有讥讪语贬新州。又数年，章子厚党论乃兴，一时贤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启此门。元佑间治持正事，二三公不无千虑之一失。使如前代，则奸臣借口，当渫血无穷也。明清尝以此说语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为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
明清尝得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公、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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