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为大臣，其义一也。今后子孙能公诚存心，勤劳治政，则必荷天佑，灭之所佑，谁能败之？联听国家之事，是非臧否，准以至公，未有溺嗜好、徇货利而妄断者，其行兵出猎，一切军国重务，必身亲其劳，罔敢暇逸。联荷天眷佑，良以此也。今后子孙若遇劳苦之事，惮为劳苦，不加策励，如之何其可哉！”
是日，上渝诸贝勒曰：“从古以来，国君与贝勒未有以衣食竭尽而败亡者，惟所行恣纵，至于败亡耳，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不可不慎。凡人陷于罪者，务详鞫焉，倘遇勋旧子孙，应死者赎，应罚者免，应治者则戒饬而宽释之。至诸贝勒凡有议论诸臣，勿随声附和，当以非为非，以是为是，直言匡正之。盖我国家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噬搏，而盗贼充斥，如豺狼之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交斗，朕收服此辈，备历劳瘁，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回归附，强者服，乱者定耳，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又谕曰：“凡人虽贵材力勇猛，而言词则以逊让为尚，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其计，武健之士临阵而后施其勇，不然虽有智勇，何所用之。”
是日，上谕诸贝勒曰：“人当困约之时，皆有智慧，皆能良善，若富厚逸乐，遂变易其心焉。朕训诫之辞，后世子孙，愚者视此书为泛常，则亦已矣，若聪睿者，视之必如对祖父而见其心，服膺而不敢忘也。若果守兹训诫，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堕废，庶永为国主矣。苟不遵训诫，弃公道，贵财货，未有不及子乱者。凡身危业败，国以丧亡，皆由心之弗善也。昊天眷佑，国政修举，皆由心之克善也。盖强敌可御，而天命难违，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
七月庚子
上谕诸贝勒曰：“人能立心公诚，则妇亲其夫，下亲其上，仆亲其主，公诚相感，善莫加焉。若存心邪辟，行事悖乱，则妇疏其夫，下疏其上，仆陈其主，中心乘异，何利之有哉，为下者有怨怼君之上心，上虽未及知，天已知之，为上者宅心污下，天必降之罚，而君不能为主矣。臣民其共钦哉！勿视天鉴甚远，甘暴弃也。朕以至公养人，无所偏向，如我六祖子孙有德行者，不令隐蔽，勇敢者重以赉子，论事明敏者，锡以嘉名。朕存心如此，后世子孙有才德者，不可高自矜诩，听宗族兄弟共相推举，处富不可忘贫，有勇仍须若怯，凡于他国，毋先出恶言，毋先葫恶念，盖恶念易生，善行难得。语云：从恶如崩，从善如登。可不慎欤！”
甲子
上谕诸贝勒曰；“为贝勒者，无事之时，宜明其识，听讼之时，宜平其心。心平则事理得，识明则法纪彰，二者兼备，宣力殚忠，绥理民庶，致国家太平不难矣！”
是日，上谕诸贝勒曰：“国君与贝勒，凡于兄弟臣庶，视同一体，至美衣美食，皆无所吝，始可称为国主。若但知自奉，心溺嗜欲，岂得为养育民人主耶？尔等各体朕怀，公以立心，仁以及物，亲爱笃于家庭，恩礼周于臣庶，毋但求自便为也。”
天命十年乙丑四月庚子
上大宴诸贝勒。谕之曰：“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孙，当孝于亲，悌于长，其在礼法之地，勿失孝弟恭敬之仪。至于燕闲之时，长者与少者居，宜谒然相接，俾于弟得翕如和，乐以共处，少敬其长，以诚意将之，长爱其少，亦以诚意出之，毋虚假也。昔者，我国各分居其地，今满洲、蒙古、汉人共处一城，如同室然，若遇卑幼过严，则卑幼无暇豫时矣，物虽少，亦当宴会欢聚耳。朕所训示者如此，汝等勿违朕言。”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谕诸贝勒曰：“天下有何者加于善之上乎，又有何者处子恶之下乎？而八和硕贝勒，见人有不善，一人非之，众亦同声指责之，则不善者自知其非而顺受矣。苟众人不言，而一人独非之，彼不善者必以为此一人者何独厚责于我也，其恶我也。若责人者言或未当，众人亦当谏之，众谏当即受，勿自渐，遂巧饰其非，而执辨不已焉。”
乙卯五月庚戌
训群臣
上谕侍臣曰：“治国家者．尚宽大，秉公诚，乃能传世久远，基业牢固，若自恃智力，肆行侵夺，存心不善，所行非道，必身罹忧辱，运祚衰微。理有固然，断乎不爽。故人存心公正，天锡百福；存心邪慝，天降百殃。人之祸福，皆由心造。心善则所遇必吉，将见声誉日闻于众，身履富厚，位致显荣；心不善则所遇必凶，将谴责必加，身既困厄，家亦衰落矣。夫泥涂之污，尚可洗濯，若存心邪慝，获罪于天，或遘恶疾以死，或独刑戮以死，甚有已死而未尽厥辜者。由此观之，无论贵贱大小，皆当公正存心，苟或不然，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夺，纵有所获，岂能永享。所谓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视为一体之谓也。能如是，必先见知于朋友，朋友共称其善，因上闻于大臣，大臣上闻于贝勒，贝勒上闻于国君，上下皆称其善，其令闻且上达于天，天亦佑之，锡之福，子孙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则无往不善，安有凶咎哉！盖无事之国，不可喜事兴师，若喜事兴师，必有天谴。夫蒙天谴而基业倾覆者，亦尝目睹耳闻矣。彼不务修德，恣意侵夺，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总之人以公正存心，生既获福，死亦流芳；人以邪慝存心，生罹显祸，死有余孽，往往而然。若悉举其事，恐未能尽识，故略举大凡，著为训诫，汝等敬识之。”
天命三年戊午闰四月壬午
上谕侍臣曰：“尝闻自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未有立志公诚而或失，居心邪慝而反得者。故自上至下，有立志公诚者，谓之积善，善既积，有不致福者乎？居心邪慝而横行暴虐者，谓之积恶，恶既积，有不受祸者乎？凡满洲、蒙古、汉人，若去邪慝，存公诚，斯可受福远福已。自朝廷百官以及万民，虽贵贱不同，然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何也？天命之为君，不能修天大业、行善事，以顺天意而合人心，乃溺志卑下，即于慆淫，天必谴之，基业废堕矣。君命之为臣，不能殚忠勤，恪恭厥职，而邪辟存心，忽怠从事，君必罪之，身亦不保矣。至庶民，行一不善之事，则刑戮随之，所谓凡人之祸，皆由自致者此也。”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谕侍臣曰：“聪明才智之人，又能忠诚，则居是国也，如日月昭回，众皆仰焉，若居心不善，虽众何益？犹繁星然，无光耀耳。凡宅心公忠，自求多福者，虽孑然孤立，亦能超群。盖人有令德，其名必彰，不独本国重之，即他国亦爱慕焉。纵有不善之人，能改过不吝，则贤者亦莫不称许之矣。”
是日，上谕侍臣曰：“人之善者，虽履艰危而心不移；金之良者，虽经锻炼而色不变，良金与善人无异也。善人宅志公忠，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诫有利也。若存不善之念者，以非分获利，可云利乎？虽处事偶合，亦幸耳，倘善人已定之谋，使不善者与闻，一言偾事，譬之终岁勤动树艺黍稷者，坏于一朝之冰雹也，讵不惜哉！”
是日，上谕侍臣曰：“人果优于智慧，虽无力，亦有力矣，纵有劲敌，焉能胜之？夫优于智慧之人，预大谋，决大事，能言众人所小能言，及闻贤哲之言，即能会悟，如是则群贤，莫不称许之，使若人者，遭逢令主，将庶事修举，进于至治，无难矣！”
七月庚子
上渝侍臣曰：“人之无德者，能效法有德，则恶念何由而生？若匪僻是尚，恣意为之，则善行何由致乎？愚暗之人，不悟贤哲告诫，反恶其责己，虽有善言，罔知听受，尚可以为人耶？“
甲寅
上谕侍臣曰：“人之善者，知有过，虽小必改；不善者，虽告之以过，不改也。故善人偶有过误，必猛省而自修焉，将善心因之增益矣。”
是日，上谕侍臣曰：“人能常怀远虑，容受直言，以公忠之心，勤劬效力，以事其上，则卑者可尊，疏者可密，而令名克著，如风声然，四方皆闻之矣。夫人谁不乐善，即闻之，有不倾心者乎？”
是日，上谕侍臣曰：“人虽朴鲁，而立志公忠，则上之人当倚重之。公忠之人，遇人有过，必尽言规谏，若儇巧之徒，虽问之亦不告也。至于愚人，遇才艺者不知加惠，无益之人反加惠焉。彼无良者，受人之惠，曾不知报，犹播种于硗确之地，必不能多所获矣！”
天命十一年丙寅三月丙午
上谕群臣曰：“朕所筹虑处甚多也，或朕心倦勤，怠于治道欤？或国事安危，民情甘苦，未能体察欤？功勋忠直之人，或倒置欤？吾之诸子，果效朕所为，尽心国事否欤？臣工果勤于政事否欤？朕所筹虑者此也。至于敌国情形，又所深念。当此昼夜计画时，有可与言、可与谋及勇于行阵者，欲进，斯进可也。可与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见以对；其勇者，闻朕言，俾从而识之。盖论出恒常，每及道要，语由粗略，可喻精微也。或有其人，既不能言，又临敌无勇，徒仰视朕面，坐听朕言，殊增郁闷耳。彼之才、彼之行，朕皆知之，欲面斥，恐其难堪，故不言也。谚云：一人善射，十拙者随之。彼安享贤人创治之基，坐分勇者俘获之物，何不如莠之借荫于苗，自遂其生乎？数至朕前，何为也？”
卷之三
经国
乙卯六月
叶赫将上所聘女许适蒙古，众贝勒大臣闻之，请发兵往征。上谕曰：“征讨，国之大事，若以负婚之故，怒而兴师，则未可也。盖此女之生，衅所由启，实非偶然。哈达、辉发、乌喇三国皆因此女兴兵构怨，相继灭亡则此女召衅亡国，已有明验。今明又助叶赫，不以此女与我，而与蒙古，天殆欲亡叶赫，以激怒我，而启大衅也。若奋力征之，继得此女，徒致不祥，即归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祸已尽，死期将至矣。”诸贝勒大臣仍欲兴师，坚请。上曰：“使吾因此发怒，兴师征讨，汝等犹当谏止，吾早已洞彻事机，释然于中，置诸度外，以息兵劝汝，汝等何反坚请不已耶？吾无憾，汝何憾焉？吾断不以汝等言，劳师动众也。”遂令将调集马匹撤还。寻叶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诸贝勒大臣又请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国之聘，垂二十年，因明卫助叶赫，叶赫恃其势，遂与蒙古，今往征明国，宜也。”上又不允曰：“明以兵越境而卫叶赫，天鉴不远，我姑俟之。盖叶赫与我，自为满洲之国，明既称为临各国，即为天下共主，自应辨别是非，审量而后助之。乃恃势横行，抗天意，反以兵卫天谴之叶赫，试听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义伐明。天必佑我，天佑我，可以克敌，但我国储积未充，纵得其人民畜产，何以养之。若养其人民畜产，恐我国之民，反致损耗，惟及是时，抚辑吾国，固疆圉，修边备，重农绩谷，为先务耳。”天命四年己未四月丙辰上谕诸臣曰：“今战马羸瘠，须牧以青草，俾之壮，宜于近边之界屯田，筑城界凡，设兵守御以卫农人。”于是上西行，示筑城基址，择旷土以牧马焉。
天命六年辛酉三月癸亥
上集贝勒诸臣议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令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贝勒诸臣俱以还国对。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迎后妃诸皇子。
天命七年壬戌三月己亥
上集贝勒大臣议曰：“我国家承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乘时征讨也。”贝勒大臣谏曰：“舍见居之城郭室庐，更为创建，毋乃劳民耶？”上曰：“今既与明构兵，岂能即图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时小劳苦耳，朕所处者大也。苟惜一时之劳，何以成将来远大之业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贝勒大臣皆曰：“善。”遂筑城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创建宫室，迁居之，名曰东京。
天命十年乙丑三月己酉
上欲还都沈阳，贝勒诸臣以岁荒食匮，谏阻。上不许，曰：“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
任大臣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戊戌
上谕诸臣曰：“朕于八和硕贝勒，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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