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